面对黑砖窑，我们还能宽容和沉默吗？

   自从400位河南孩子的父亲在网上贴出字字泣血的求救信之后，网络、报纸和电视等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山西黑砖窑非法用工、限制人身自由、肆意盘剥和摧残“苦工”的丑恶现象渐渐暴露在公众面前。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又让那些几近“奴隶”的农民工得到解救和对非法用工窑主的打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这些黑砖窑的存在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运行了多年，甚至有媒体报道说这类现象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存在。因此，当我们为黑砖窑里的农民工，其中有一部分还是童工的悲惨处境感到痛楚、为黑砖窑主的黑心和惨无人道的行径感到愤怒时，我们也不得不追问：面对黑砖窑，我们的社会和人们怎会有如此的宽容和沉默？

    黑砖窑事件和其它非法事件一样，一直以来仿佛屡禁不止，屡打不绝。至少在4年前，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就已震惊过全国。那时，一位名叫张徐勃的陕西民工，在被骗至山西永济一个砖窑打工的3年中，失去人身自由，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两腿致残后遭弃，幸得村民热心相助，才拣回生命。此事的披露，掀开了当地黑窑主非法用工的冰山一角。此事过去4年，依然是在张徐勃当年遭受非法用工的永济县以及洪洞县，依然是在屡打不绝的黑砖窑，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当地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责任心何在？而这些黑砖窑绝对不是隐身在地下，窑工的惨状也每天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当地的政府领导和执法人员却熟视无睹，这些人又良心何存？据河南电视台的记者反映，“我们的采访，最大的阻力是山西当地一些部门不配合，他们对这个事件缺少应有的爱心，表现得十分消极，有的还千方百计阻挠家长营救其他孩子。”看来，那些地方政府的某些领导和有关部门还不仅仅是缺乏责任和良心，而是明目壮胆地为虎作伥，自甘成黑窑主们的一丘之貉了。

    从黑窑主的“用工链”中，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一丑恶的行为：人贩、司机、中介、包工头、监工、窑主和那些帮窑主应付手续和检查的人。说这些人丧尽了天良，这并不过分。而更多的，是那些许多故意沉默或者无奈沉默的知情人：只允许家长解救自己孩子的警察，监工窑主们的家人朋友，黑窑所在地的村民。说这些人天良丧尽也许有点过，但这些人的良知，或者已经大部分泯灭，或者还是在昏睡。他们的沉默，给了黑窑主非法用工的胆气，而这种沉默所带来的纵容，已经成为了让邪恶蓬勃生长的土壤。

    面对黑砖窑，我们怎会有如此的宽容和沉默？

    社会的“趋富”心理让一些政府部门和个人见利忘义。在我们多年来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利益已成为了某些地方政府的唯一“驱动器”，而一些个人则为了利益可以违背道德、不顾廉耻、甚至触犯法律。曹生村的黑砖窑本就是村支书的儿子所开，所以当然会受到特殊保护；更多的黑砖窑是当地的纳税大户，“与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地经济的发展需要这些黑砖窑的存在，也许当地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和“灰色”支出，也需要这些黑砖窑的支撑。有这样的利益关连，他们能不宽容和沉默吗？

    社会的“崇富”风气让社会群体和公众对为富不仁给予了不应有的宽容。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某些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都在往发家致富的路上奔跑，不再“越穷越光荣”了，“血腥味”和“铜臭”的资本成了社会大市场的抢手货。在基层，有钱可以当村主任；在民间，有钱可以当会长；而有钱人钱从何来，是非常手段贷来的？是非常渠道骗来的？还是非法方式“抢”来的？则无人过问，或只有等出了事才去追究。这种盲目的“崇富”，带给社会人们是一种畸形的心理暗示，而这种暗示又让非法富人的“为富不仁”得到了极大的宽容。在这样的风气下，人们对这种行为能不宽容吗？

    黑窑主贪婪残暴、丧心病狂。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竟然不顾基本的伦理道德和国家法律，丧失人性，丧尽天良，将自己的赚钱牟利建立在恣意奴役凌辱他人的基础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触犯了刑法，理当依法严惩。一些政府部门和领导有违肩上的责任和人民的重托、失职渎职问题也要一查到底，一究到根。同时，山西黑砖窑里窑工的遭遇，它所体现的不仅是千百个家庭的苦难，同样也是当地所有人民公仆的耻辱，甚至是我们这个太平盛世的耻辱。这些年来，面对黑砖窑，我们有如此的宽容和沉默，足见为富不仁和见利忘义仍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道德病灶和法治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