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贫困，责任在谁？
新农村新闻周刊记者 李朝民
勿庸置疑，我国扶贫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目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减少了2.28亿多人，但也不无遗憾。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农村文化困顿还没有引起政府部门高度重视，令人担忧。
眼下扶贫事业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熟谙这一事业的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告诫人们应有清醒的认识：解决贫困问题不能囿于经济与物质的目标，而应同时重视文化与精神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看，后者比前者更困难但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着贫困主体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发展。
何谓文化贫困？
长期以来，许多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都十分重视经济贫困问题，提出了许多扶贫解困的主张和措施；学术界对经济贫困问题也给予了很多关注，各种论著和研究报告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对于导致经济贫困的重要因素——文化贫困，人们却关注不多。
那么，何谓文化贫困？其标志是什么？只有正确认识文化贫困的内涵和标志，才能更好解决文化贫困的路径问题。
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主要描述了贫困文化在穷人身上的表现，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贫困。虽然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有些差异，但是刘易斯的观点也反映了文化贫困的一些现象。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财富。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对文化贫困的界定。从狭义角度讲，文化贫困是指某一群体、家庭或个人在知识水平、教育程度、科学技术修养、思想道德素质、价值观念、主体性、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趋势上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从广义上讲，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代发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它既包括教育、科学技术的落后，又包括价值观念、体制、发展战略、知识创新的落后，等等。显然，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使我们很难把文化贫困的标志一一列举出来，因此对文化贫困的界定只能是有限的、相对的、阶段性的。
古人云：“智者无惑，仁者无忧。”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都需要“实其腹、强其志”，当前农村政策中“实其腹”的部分已经做得很多，但是在“强其志”的部分做得还确实不够，部分农民依然有被拒绝于知识经济时代，陷入一种文化贫困境地的风险。
文化贫困的现状如何？
记者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调查发现，贫困地区乡村文化贫困状况令人震惊。
乡村文化建设无人过问，文化站成空壳，处于瘫痪状态。乡镇机构改革后，撤销了文化站，基层文化工作无人过问。广播哑了，群众干什么，无人管理，乡镇开会只面对乡镇党员、干部，上面的精神到基层又哑了。用“哑”这个词来形容农村文化无人过问的状况恰如其分。
镇电影院不放电影堆杂物是普遍的现象，50％以上的乡镇无文化活动室和活动场所，更无阅览室，能保证办公室不被占的，办公面积也相当小。有的文化站只有一张桌子，一个戳子（公章），成了一个空壳子。
大部分文化站设在乡镇政府内，即便有活动室，也成了镇政府的内部活动室，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也有一部分乡镇甚至连房子都没有，文化设施被任意挤占挪用，造成文化场所的日益缩小，阵地丢失现象严重，更谈不上文化建设。一些村的图书网点，里面只有二十来本书、几份报纸，这里的广播设施也破旧不堪，由于长年没钱维修，线断、人走、瘫痪。
农民享受不到公共文化资源，处于“文化饥渴”状态。农民普遍反映看戏难、看电影难、看书看报难，听不到广播，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因缺乏接收设备，电视看不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只能看到一套的内容，离乡镇政府所在地较远的村民只有上午才能看到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下午和晚上就不行了，至于中央七套就一点也看不到。外出打工返乡的青年人时不时发出“家乡太落后了，宁死也不回来”的抱怨。“文化三下乡”活动如蜻蜓点水，中央级的“心连心”活动可望不可及。
据村民反映，目前部分农村农户办红白喜事，乡村自发组成的唢呐班子为了多挣几个钱，往往约杂牌歌舞队表演“色情大戏”，村民很是“欢喜”，像看大型演出一样“趋之若骛”，围观者百余人，演出时台下百姓一片“欢呼”，掌声雷动，“热情”很高，好不热闹。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许多乡村聚众赌博成风，占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活动猖獗，宗教活动低龄化、年轻化、常态化。有个县百余万人口的城市郊区，宗教信徒达25万，超过共产党员人数；宗教活动有场所，有时间保证，而村支部活动却没有那么正常。青壮年外出打工了，留守农村的老者带着小孙子到宗教活动场所做礼拜，听些圣经故事；有些乡村业余文化活动的青年骨干，由于没有文化活动场所，也跟着到教堂做礼拜，以求在教堂里自娱自乐。
如今，乡村文化机构被逐渐掏空，有的是名存实亡，在很多乡村，根本见不到文化机构与文化活动的影子。乡镇文化机构的锐减，歌舞厅、卡拉0K厅、录像馆等所谓传播文化的机构乘虚而入，担当起了原来文化机构所承担的社会教化责任。
乡村集镇物资交流大会成为低级媚俗文化与假冒伪劣商品的交流平台，一些领导无视乡村文化设施与文化活动严重缺失的现状与社会政策的作用，简单的把责任归结为农民文化素质低下、文化识别与选择能力差。责任究竟在谁？
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文化的阵地不为高尚所占领，就会被低俗所侵占。乡村文化近年来的低俗化迷信化倾向开始抬头，而很多人却简单地把此归结为市场经济的世俗化必然过程，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市民社会的成熟是非常迫切需要一种文化作为支撑，这是我们非常缺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加选择。
应该反思什么？
现今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的群众性体育、文艺活动几近绝迹，近年来农村赌博盛行，农民宁修庙不建校，许多带有浓重迷信色彩的活动披着宗教的外衣四处招摇，黄赌毒等文化毒瘤在某些农村俨然成风，同时，流动的农民工把一些不良的城市文化与流民文化带入农村，导致在部分农村地区带有黑社会和帮派性质的团体与家族宗族势力结合起来，严重扰乱了农村社会的秩序。
面对此状，我们该不该反思呢？
文化贫困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瓶颈。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贫困的认识不够深刻、有其局限性，现在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该做些什么不言自明。
目前，农村现实低劣的经济条件只是一种外显性贫困，这种贫困同时还有一种隐性的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那就是贫困文化。
按照美国学者艾利森·戴维斯的解释，穷人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结果形成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这些方面便组成贫困文化而代代相传。于是，贫困本身便得以在此种文化的保护下维持和繁衍。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其负面影响不容低估，必须引起执政者的警醒。
客观地说，当前各级政府对于乡村建设不可谓不重视，广泛推行的“一免三补贴”政策就是一个明证，但大都属于“实其腹”的范畴。而对于农民“强其志”所必须的文化生活则不涉及，或者说涉及很少。新农村的建设，在很多的地方，仍停留在物质的范畴，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培养独立有文化的个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决定性的作用。
当前农村最值得警惕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贫困，而是文化贫困，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政府不仅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实其腹”，更应认识到加强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化建设来“强其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警惕农村建设走上 “实其腹，弱其志”的传统误区。
大家也都明白，最可怕的贫困是知识的贫困，最可怕的危机来自于个人对社会的不适应，因此补贴于个人的大脑要远比补贴于具体的物质生产更重要，然而这方面恰恰在新农村建设中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李小云对此坦陈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民族贫穷和腐败的根源是文化生命的弱化，是自信心的失落、价值观的迷失、创造力的匮乏、凝聚力的瓦解，是人文精神的沦丧。因此没有教育、科学的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文化贫困问题是不可能从根上根除，到头来可能是一场代价惨重的瞎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