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妻子？难道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一种要求经济伦理认可的生活”？

纳萨雷特的遗孀已经守寡三年，她从来没有与已故丈夫以外的任何男人睡在同一张床上。这天她决定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阿里萨。她除掉了丧服，甚至连结婚的戒指也摘掉了。这样，这个女人才摆脱亡夫的幽灵以及道德的纠缠。

“我感到幸福。”她说。“因为只有现在我才千真万确地知道，他不在家里的时候呆在什么地方。”

这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一个片断。只有把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去掉，才能自由主宰自己的身体，这是女人的命运，而男人们在**方面常常可以自主，可以夜不归宿，天天躺在情人的身旁。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写道，男人“要有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一个用来钉扣子”。2004年，马尔克斯在新著《我那伤感婊子的回忆》一开头说：“在我90岁时，我决定给自己一个礼物，与一个年轻的处女过夜。”——但他内心生起的是爱而不是性，随之对500个妓女的回忆变成了对自身生命衰老的伤感。

那些衣冠楚楚的大人先生们，看到马尔克斯这番言论千万不要害羞地用手遮住眼睛；那些女权主义者在听到这样的话时，也不要认为自己处女的耳朵立即就失去了贞操。马尔克斯，这个早年妓院里的常客，后来的诺贝尔奖文学大师，他不过是直截了当地讲出了很多男人真实的性心理和潜意识。

原本以为古老的纳妾制度在我堂堂华夏早已风吹尘散，实则大有市场。近些年，家有糟糠之妻、外有露水之情者众多，“包二奶”也已被收入“中国魔鬼词典”。一人占有两份乃至多份**资源的老少爷们已经为数不少啦！尤其是在有钱人、有权人群落中，妻妾成群更是屡见不鲜。他们何止是“要有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一个用来钉扣子”，更是“要有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一个用来做爱”呢！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与动物界的法则一样，我们生活的丛林社会亦遵循着强者优先的逻辑。如果你占有的食物多、地盘大，或者强壮有力，自然就可以获得更多雌性动物的求欢。这就显示了权力的力量，男人的权力欲望总可以变现为占有女人的欲望。

“名人、富人找情人，甚至形成事实性重婚的现象越来越多。”2007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会议上，一些政协委员严肃地提出：现在有些“有头有脸”的人，有两个甚至更多事实上的“老婆”，并与之生育有小孩。这对我国婚姻制度是一种挑战。根据《婚姻法》起草者巫昌祯教授的调查，中国目前领导干部的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都有情妇。

近些年，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已超过日韩，与新加坡同属亚洲离婚率较高的国家，但这尚不能反映出更隐秘的情感生活状态和更深刻的社会转型现象。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说，当前的性革命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媒体注意到，在当今中国的权贵和富豪中，包二奶已成为一种时尚，南方甚至有专门的“二奶村”；但这种“金屋藏娇”不是爱，而是交易，男人挥洒金钱换来性和自我满足。一位私人侦探说，“中国的企业家必须有情人，否则没有人相信他是成功男士。”

有一次，我与前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孔宪铎先生聊天，他认为我们常常说的“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站着一个女人”这句话是不全面的，他说应该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站着一群女人”，那些跌倒乃至下狱的“成功男人”，总被发现有一群女人在他的背后。有钱的富人更是如此。经济上的成功，也往往带来欲望的扩张，女人就是他们扩张和侵略的对象。如果说他们所占据的财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话，那么他所占有的女人并不是像亚当那样，从自己身上取了根肋骨创造出来的夏娃。中国男女比例本来就严重失调，很多人“有两个妻子”，将来会造成爆炸性的社会问题。

现在对政府官员的要求是“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平凡我辈者，也反对“低级庸俗的生活情趣”，但本人不想做道德批判，只想探究现代版妻妾成群的奥秘，中国的财富伦理正处于何种阶段。再说了，舆论谴责对名人富人并无约束力，目前法律也不能有效惩罚——“重婚罪”是刑事犯罪，但又归入“自诉案件”。

难道这就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的“一种要求经济伦理认可的生活”？韦伯强调严谨的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禁欲苦行主义（Asceticism）而不是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Economic Ethics）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只要他们注意外表上正确得体，道德行为没有污点，财产的使用不至遭到非议，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金钱利益，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

然而，只要没有制度的约束和道德的压力，那些富人的性冲动，就如同他们的“资本冲动”一样，会直接进入自由的市场王国，驰骋万里。

繁衍的冲动

1932年，上海永安百货老板郭标突发急病，死在姨太太家里。事出突然，没有留下遗言，但郭家平静地分了遗产，“姨太太说，郭标已经做过安排了……”

这是《上海的金枝玉叶》的一个细节。我们对旧时代有钱人家三妻四妾的想象，多来自武侠小说或革命文学，或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电视剧《金粉世家》也有类似的情节。张纪中拍《鹿鼎记》被开玩笑：韦小宝娶7个老婆违背主旋律，有宣扬腐朽生活方式、误导青少年走上邪路之嫌，就改编情节云云。

德文版《花花公子》写道，“革命胜利近六十年后，纳妾又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二奶进入了所有社会领域……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外遇问题像中国这样制度化。”这是一种考验。原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就疲于奔命，把管理学派上了用场——用MBA把7个情妇分门别类管理，但最后还是由于“首席情妇”的告发而人权两空，祸起萧墙。富人们有了钱，也未必能摆得平三妻四妾。“齐家”之难，可不比治国和治理公司的难度小。

胡雪岩娶了12位姨太太，号称“东楼十二钗”，在娇楼上分室而居，他则像皇帝一样，每晚随手拈牌入寝，沉溺于温柔富贵乡。但他破产后，姬妾纷纷带着私房钱离开，惟有罗四太太陪伴红顶商人度过凄凉晚年。

能够将妻妾管理得妥妥当当的，香港有两个佳例。

一是有香港第一玩家之称的赵世曾。赵乃香港船王赵从衍的三公子，已几近古稀之年，一生阅人无数，在情场上逢赌必赢，如今身边还常常有孙女级的女友相随。这位老爷子还扬言要把20岁的儿子赵式浩栽培成玩家接班人，使其成为全港最棒的泡妞高手，其泡妞锦囊就是：千万不要沉迷一个女人。

另一位是已故的著名商人。他有三房太太，三位太太各拥住处，既分工又合作，一直相安无事。老爷子治家有方，使得三房太太没有纷争不息，大抵还与他管理儿子有道相关。大太太生的儿子都继承了他的事业，而二太太生的子女以及三太太生的子女一律自立门户。

说到子女，其实引出了富人们为何“要有两个妻子”的另一层心理解读，即对万代江山的渴望。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像中国的有钱人那样，饱含着一种繁衍的冲动，总想把偌大的家业往下传承。最近数月，连连爆出富人名人超生的新闻，在浙江湖南，政府正努力打击，下死命令要禁止他们这种超生行为。

很多研究中国财富积累和企业发展的学者们常常追问，为何中国的企业不能做强、中国的家族企业不能有效传承、中国的企业家为何没有服务公众的精神。这种极端表现就是“妻妾成群”。中国的很多富人们遵循的是资本的和原始的欲望，而不富于像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者把创造财富当成是一种荣耀上帝的事情，为了死后能穿过天堂的窄门。

人生自是非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