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正式实施。其中有一项内容非常引人关注：如果行政机关公务员不尽孝道，拒不承担赡养等义务，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将受到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等处分，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这一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行政惩戒工作的专门行政法规，而对行政机关公务员的个人“孝道”作出具体规定，也是第一次。

　　其实，“不尽孝不能提拔”之类的做法，早几年就在一些地方开始小范围实施了，在众多赞许声中，也引来一些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孝属于“私德”的范畴，评价干部联系到是否有孝心这个“私德”，是公权对私域的僭越，有侵犯个人隐私之嫌。对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德能勤绩廉，是评价领导干部的五个重要标准，德居首位。孝，是德的底限一部分。孝子虽然未必是好干部，但是好干部却应当是个知孝、行孝的人；第二，公德与私德从来就不是对立的，私德是公德的存在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私德的积累和认知，不可能有很高的公德意识。退一步说，考察干部之“德”，如能对公德、私德全面考察，岂不更加全面客观？更何况，公务员是社会公众人物，对社会风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建设“孝文化”从公务员开始，当是一个很不错的切入点。

　　还有人认为，把个人孝道等道德层面的东西写入《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混淆了法律与道德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因为二者的产生条件、表现形式、实施方式、调整范围都有不同，硬性揉在一起，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但笔者认为，对此同样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

　　一般来说，道德是社会基本价值观约定俗成的流露，就算没有人刻意灌输什么，人们大多能够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如果有人提出这样问题：一个无人看守的果园与有人看守的果园相比，哪个丢失果子更多？相信不难做出回答。这其实反映了这样一个命题：道德需要管理。这些年，一提道德建设，一些人总是觉得无从下手，其中的关键，恰恰在于道德建设始终走不出亦真亦幻的虚无状态，无法创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道德管理工作机制。

　　诚然，道德是通过人的信念、信仰等实现社会治理的。对此，倡导、教育固然重要，社会舆论等外在力量也有一定的“他律”作用，但毕竟相对较虚而难保效果，因此尤其需要让道德与法律在相融与互动中，发挥更大的能量。只有通过相应法规实施道德管理，才能有效地补上道德“调节虽广但力度不足”的缺憾。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这是两个缺一不可又相互借力的车轮。如何“相互借力”？以行政法规推动“孝文化”，就是一个不错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