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者之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先决条件的。因此，“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对农业问题进行探讨，其要点就在于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假如能掌握住，那么它又是怎样掌握的；农业是否会发生一种变革，是否要摧毁旧的生产形态，是否会引出新的生产形态。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判断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业，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前停止下来”[4]（p12）。应该说，考茨基对资本主义大农业最终必将完全排除小农生产方式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正如列宁对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一书给予的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本书是《资本论》第3卷出版以后当前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在此以前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一部系统地考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著作。现在考茨基用他的巨著（共450页）中的第一部分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第1～300页）填补了这个空白”[5]（p79）。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今后还会继续争论下去”[6]（p85）。
进入20世纪以后，“现代土地问题著作界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爱德·大卫，竭力拿丹麦的农业联合组织和丹麦所谓的‘小农’经营水平作例子。亨利希·普多尔竟把丹麦叫作‘农业协作的理想国’。在俄国，持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也常常拿丹麦当‘王牌’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维护所谓小农业经济富有生命力的理论”[6](p223)。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家吉姆美尔先生则提出：“美国大多数农场都是劳动农场；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农业资本主义正在解体；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小劳动农业正在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正是在文化较悠久、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资本主义农业日益瓦解，生产正变得分散而零碎；没有一个地区的垦殖开发过程已经停止，没有一个地区的大资本主义农业不在解体并被劳动农业所排挤”[7](p149)。列宁对于这种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非资本主义演进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错误观点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最主要的根源就是人们对过时的、单单按照全部土地或耕地面积来比较农场的方法不加批判，陈陈相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把大大小小的个别的事实和数字同政治经济关系的总联系割裂开来”[7](p149)。。事实上，“丹麦也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为数众多的小农户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小的，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民手中，不仅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必须依靠雇佣劳动来经营，甚至有4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也是如此。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小农的自然经济只能苟延残喘并慢慢地在痛楚中死去，绝对不会有什么繁荣”[7](p223)。而“根据1900年至1910年全美国大农场和小农场的耕地分配情况的材料，可以得出十分明确的和不容怀疑的结论：大农场加强了，中小农场削弱了。因此，人们既然可以根据农场按土地面积分类的材料来判断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或非资本主义性质，那么，美国的例子就向我们表明了近10年来大资本主义农场增长和小农场被排挤是一个普遍的规律”[7](p187)。总之，“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两种形式：既可以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扩大农场面积，也可以建立新的、土地面积很小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