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学大寨的框子，坚持以生产为中心

    《六条》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或者说是前奏。这也就是说它还没有触及到农村改革的实质性或者根本性问题——家庭联产承包。但是即使如此，它同当时强调的农业学大寨，同以阶级斗争为纲，同长期以来形成的那套极左的农村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当时正是学大寨高潮时期，学不学大寨是个政治问题；不学大寨就等于反大寨；学大寨还有个真学假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领导，不仅《六条》规定的内容与大寨唱反调，而且万里在谈话中明确表示：大寨那一套办法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是压抑农民的积极性，所以不能学大寨那一套。他认为，如果不反掉学大寨搞阶级斗争那一套，就不可能提出和坚持以生产为中心，这实际上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对此他的态度十分坚决，独树一帜，对1978年轰轰烈烈的学大寨无动于衷，甚至不出席全国学大寨会议，制止本省干部群众去大寨参观。

    《六条》的大量宣传报道以后，在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引起了全国上下普遍关注，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也激起了“凡是派”，特别是当时主管农业的一些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有的人认为安徽在搞资本主义，方向道路有问题。有的人说，安徽落后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为行小惠，言不及义”，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在他们的影响和指使下，一些人针对安徽进行批判。就在《政策调动了千军万马》发表后不久，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长达6000多字的题为《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长篇文章，署名“驻大寨联合报道组”。文章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寨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资本主义歪风的存在，对一部分思想落后的农民是有诱惑力的，而对想真干社会主义的老实农民又是个打击；领导态度不明确，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接着就谩骂起来了，说什么“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这篇文章发表时，我和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南振中、安徽分社记者沈祖润正在滁县地区农村采访，听到干部群众反应很大。当天晚上我给《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打了个电话，讲了一些干部群众的反应和我们的一些意见。李庄是我的老上级，比较熟。他说：“老弟，这篇稿子的背景你就不要问了，我不好说呀!不过，你还不知道吗，《人民日报》是‘国际列车’，谁都可以上，你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写文章，我们也可以照登。”与此同时，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位记者告诉我：《山西日报》计划发12篇评论，对安徽不点名地批判，已经发了一篇。并告诫我：看来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汹，你可要小心点儿!

    我将上述情况向万里作了简要汇报。

    万里说：“你们的报道是符合安徽的实际情况的，安徽就是这样做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你们放心地搞吧。”接着他又说：“我们干我们的，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主张多干少说，或者只干不说，让事实去作结论，让群众去作结论，让历史去作结论吧!”他还说：“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也可以写文章，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地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据此，我们针对《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经验好》这篇文章，经过讨论，由南振中、沈祖润执笔，写了一篇《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安徽省滁县地区落实农村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见附件4），从五个方面回答了一些人的疑虑：“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会不会出现两级分化?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会不会妨碍贯彻“三兼顾”的原则?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会不会破坏国家计划?允许社员经营正当家庭副业和允许农村集市贸易，会不会助长资本主义倾向?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会不会影响大干?这篇长达4000字的报道，新华社7月4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7月5日全文刊载在二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