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到包产到组，单项作物包产到劳的调查过程中，使人们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当前农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和生产上的“大呼隆”，它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村问题首先必须实行联产计酬，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据我在滁县地委和来安、凤阳等县调查，一些地县领导干部都非常赞同这个提法，认为这是调动农民积极性、搞好生产的一条根本途径，也是广大农民的普遍要求。但是，无论是“包产到组”，或者是“包产到劳”，都是中央文件规定所不允许的。因此，大家在赞成的同时，又普遍感到担心。历史的经验教训，使得他们总想探听一下上级领导的看法，并能够取得领导认可和支持。而作为省委领导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当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听听他们的真实意见和呼声。

于是，在我的串通之下，10月的一天晚上，万里与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当时屋子里只有我们3人。王郁昭敞开思想，把滁县地区农村的真实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一股脑儿端了出来。他从滁县地区的过去讲到现在，他分析了滁县地区长期落后的原因，坦率地指出，重要原因是在分配中没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搞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认为，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也不是倒退，而是经营管理中的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是治穷的“灵丹妙药”，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项重要措施。万里听了他的汇报之后，不但没有批评他，而且表示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万里说，既然群众都同意，就应当允许他们去实践。万里要王郁昭回去以后，先把汇报中讲到的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天长县新街公社、来安县广大公社三个材料写好报上来。

    这次长达3个小时的长谈，除了王郁昭汇报外，我们还分析了形势。当时，正是秋种开始，嘉山、凤阳、肥西等县许多农村的一些农民群众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面对这种形势，各级领导怎么办?万里提出：不阻止，不批判，不提倡，不宣传。强调各级领导都不要站在群众对立面去阻挡，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加强领导，从实际出发，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在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那些长期贫困落后的地方，效果更好。大量事实证明，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用很久就会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自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包产到户就是个禁区，几度出现，都被当作方向道路问题，被当作复辟资本主义压了下去。有些同志因为赞同或搞了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中央文件规定，“包产到户”是“禁区”，是政策不允许的。万里的这些意见，我听了之后心情很矛盾，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的远见和胆识；担心的是中央文件明明规定“不允许包产到户”。王郁昭汇报之后，我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对万里讲了自己的担心。万里就这个问题多次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使我从中受到了深刻启示。我感到他的谈话非常重要，所以当即做了记录，但他一再强调这是在探索、在研究，内部、公开暂时都不能报道，有些你可以个人的看法同新华社领导交换一下看法。

后来，我把这份谈话记录加以整理，编入1985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阳关道上》一书中，题目为《当实际情况同中央文件发生矛盾的时候——记万里同志关于责任制问题的一次谈话》。顾名思义，这篇文章主要是谈如何看待安徽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同中央文件规定“不允许包产到户”矛盾的问题。当时万里讲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如果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照搬照套‘红头文件’和上边领导的指示，还要你这级领导干什么，那就干脆把文件直接发给群众好了!”他强调：我们的一切农村经济政策首要出发点是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加速生产的发展。我们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就要看它能否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这是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如果发现其中某些具体规定明显不适合那里的实际情况时，究竟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还是生搬硬套?这对每个领导同志的政策水平、思想水平，的确是个很好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