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组与联产计酬

    《六条》先于真理标准讨论。真理标准讨论对安徽农村改革是个巨大的支持和推动。正当安徽农村改革序幕已经拉开，一场围绕农村改革的激烈斗争也随之展开了，晋皖之间口诛笔伐，引起了全国上下，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的普遍关注。《人民日报》一方面集中力量，不惜篇幅地报道安徽农村改革；另一方面继续大力宣传农业学大寨，不时地对安徽进行不点名的攻击和批判。正在这时，胡耀邦同志大力推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给刚刚拉开帷幕的安徽农村改革以巨大理论支持。山西原来准备批判安徽的计划无法实现。从而为安徽农村改革扫清道路，推动安徽农村改革深入发展。我想借此东风全力以赴，进一步搞好农村政策的宣传报道。

    1978年春天，在贯彻《六条》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分队、划小核算单位；少数地方出现了包产到组。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动向，但是在看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一种看法是：由大化小，必然要滑向单干，认为这是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违背农业学大寨和中央49号文件要求，必须坚决制止；另一种看法是：要从实际出发，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比如，有些生产队确实规模有些大，没有提出生产队自主权时，大也就大了点，无所谓。那个时候“一大二公”时髦，什么事情都是越大越公越革命。本来生产队一般是30～40户，有的竟达70～80户，甚至100多户，现在提出了生产队要有自主权，权力下放了，于是有些人就感到生产队规模大了，所以要求分队，划小核算单位，以便加强经营管理，促进生产发展。其实这是正常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不少地方在划小生产队规模的同时，有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有的实行了单项作物包产到劳。于是引起人们普遍关注。

    依我多年对农村情况的了解，我认为这种趋势是在预料之中的。这是省委《六条》下达之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鼓舞下，解放思想，出现的新动向，新趋势，是农民从有利于生产出发的自发选择，应当支持。于是我就到贯彻落实政策比较好的滁县地区去进行调查。据地委领导介绍，不久前他们召开了全地区四级干部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尽快改变生产落后面貌。在讨论中，许多社队介绍了自己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其中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的“包产到组”；天长县新街公社棉花“包产到劳”；来安县广大公社推行干部岗位责任制等经验，备受与会者的重视。于是我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到这三个单位进行调查，并就其中两个典型首先进行了内部报道，写了两篇调查报告，一篇题为《灾年创高产  一年大变样——魏郢生产队包产到组的调查》；另一篇题为《产量责任制使棉花大增产——新街公社棉花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到人的调查》。在这两篇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我又从理论方面进行了探索，写了一篇评述性的报道，题为《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

这三篇稿子共2万多宇，从实际到理论，谈的都是当时农村工作中的一个十分尖锐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建议出一期《内部参考》专刊。稿件送到穆青那里，穆青签发了。至此，这期冒着“鼓吹单干”嫌疑的《内参专刊》前后过了五道关，终于在1978年10月10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