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十一届三中全会东风，大张旗鼓宣传安徽农村改革
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原则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等，这些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是个巨大促进和支持。于是我们在总社国内部和农村组领导陈大斌和黄正根、赵华胄等同志的支持下，乘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东风，大力宣传报道安徽的农村改革。在年初宣传贯彻省委《六条》、生产队自主权的基础上，继而对“包产到组”和“定产到组，责任到人”进行了连续报道，掀起了第二个宣传高潮。
197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发表了题为《抓点的学问——当涂县委抓点带面促进农业高速发展的调查》（见附件5）。这篇文章是针对大寨和学大寨问题写的，主要内容是：从“开小灶”、“吃偏饭”中汲取的教训；是一花独放，还是百花争艳；先进红旗奖给谁(不可能永远先进)；对先进单位也要一分为二；典型是带动面的。从五个方面不点名地指出大寨和学大寨的问题。
1月上旬，安徽省委召开省委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是—次解放思想的会议，大家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开得特别好。我和黄正根参加了会议，会上听了一些县委书记的发言，很受启发。于是我们写了一篇内部报道：安徽省县委书记们学习三中全会公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多年来吃亏就吃在一个“左”字上。大家认为，这个“左”字严重地打击了基层干部，剥夺了农民的权利。要实现党的农村工作重点转移，迅速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就必须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持续不断地批判这个“左”字。这篇报道是县委书记们在会上发言的综合整理，长达4000多字。因为是内部报道，写得比较敞开。发总社之前我送给万里看了。他说：“很好!”没有任何改动。稿子发回总社之后，国内部农村编辑赵华胄给我打了个长途电话。他说：“这篇报道写得好，我们准备马上发公开稿，杜导正(当时的新华社国内部主任)说，需要请示一下万里同志。”我把这个意见报告了万里。万里说：“你们新华社编辑真识货，我完全同意!”于是稿件便于15日由新华社播发，首都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用。群众反映非常好，认为这是对安徽农村改革的肯定和支持。《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还特意对我说：这篇报道有气魄，抓住了要害，抓得好，我非常高兴，希望老弟多发点儿这样的稿子。但是他又说：可惜的是，你们总社发稿时也没有先通通气，我们这几天一版头条都挤满了，没位置，只好推几天再用了。1月2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次头条位置全文刊用了《狠狠批“左”农业才能迅速发展》一文（见附件6）。改革十年之后，这篇报道被评为农村改革十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接着，1月21日，新华社公开播发了我和陆子修(滁县地委政研室主任)合写的一篇内参稿，题目是《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安徽省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调查报告》，这是第一次公开报道“包产到组”。这篇长达6000多字的调查报告，详细介绍并充分肯定了“包产到组”的具体做法和经验。这篇调查报告虽然很长，但《安徽日报》等一些报刊还是全文刊用了。《人民日报》有的编辑说：太长，安排不下；有的说这是三级半核算，不符合中央文件规定的“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不敢用。
与此同时，1月22日，新华社又播发了我和黄正根同志发自安徽的一篇长篇通讯：《重灾之后访安徽》。这篇报道除了如实地介绍了安徽的灾情和抗灾斗争取得的成绩外，重点介绍了为尽快扭转形势，变被动为主动，为争取明年丰收打下基础，省委采取的重要政策措施——借地，号召各地要充分发动群众利用冬闲田，大种蔬菜，除了集体种植外，在生产队统一安排下社员可以分散种植。同时作出一项鼓励群众积极搞好秋种的规定：“一是凡是超过计划、积极创造条件扩种小麦的，其扩种的面积，收获时不计统购，由生产队自行支配；二是允许社员充分利用‘四旁’零星土地多种蔬菜、蚕豆和小麦，谁种谁收。”这些本来是在重灾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但它的确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诱发和促进了包产到户的发展”。
3月7日，《人民日报》把我在年前写的《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见附件7）的讨论性的内参文章，作为“工作研究”，在二版头条通栏加“编者按”刊出。文章中几次提出：“定产到组、责任到人。”这句话原来是“包产到户”四个字，因为当时“包产到户”按中央文件规定还是在“不许”之内的“禁区”里，所以不能公开见报。后来新华社的杜导正想了个办法，他把“包产到户”四个字，改成“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责任已经到人了，比到户还到户”；对不懂的人来说，最怕的是“户”字，反正没有到户就行了。所以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包产到户”实际上已经是半公开了，并给它起了个理论性很强的文绉绉的名字——联产责任制，后来又不断发展完善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