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引言

近两年来，我写了两本书稿，或者说是两部长篇回忆录：一部是《三年大饥荒亲历记》，讲的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后，1960～1962年我作为新华社记者、中央国家机关万名下放干部的一员，在农村亲历三年大饥荒时的所见所闻，以及如何扭转形势，渡过难关；另一部是关于70年代末始于安徽的《中国农村改革与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回顾与思考》。这两个长篇回忆录，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重要问题：一是三年大饥荒中国饿死(也叫“非正常死亡”)2000多万农民，究竟是什么原因?二是中国农村为什么要进行改革?这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可以说一个是“前因”，一个是“后果”。正是因为出了问题，所以才要改革。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有个重要谈话。他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的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

    这段话非常重要。它不仅总结了过去几十年的沉痛教训，同时明确地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首先，如何理解和认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句话，特别是“出路”二字。这是具有深刻内涵和深远的政治预见的。邓小平这个讲话是在1987年6月，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8年多了，苏联虽然国内危机四起，但还在坚持过去那一套。3年之后的1990年，戈尔巴乔夫坚持不下去了，宣布辞职。至此，共产党领导下搞了70多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苏联解体的事实，充分说明了邓小平“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英明论断和远见卓识的历史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重要讲话的时代背景，1987年1月，中央召开领导干部组织生活会议，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一些人认为改革出了问题，以此来否定改革。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讲话是在这种重要背景情况下讲的。他不仅旗帜鲜明地指出要继续进行改革，而且更加深刻地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山路”。接着，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原因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所谓“旧的那一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搬用别国的模式”主要是指“社会主义阵营”为首的苏联老大哥，是不点名地点了“苏联”的名。的确，过去很长时期，我们主要是学苏联的。很多都是照搬过来的。苏联解体的事实恰恰说明苏联的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不仅苏联行不通，我们也行不通。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苏联不改革就垮台了，而我们走自己的改革路子，所以就没有垮台。二是邓小平在讲了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的同时，还深刻地指出：“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这些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和发明，是左上加左，是“极左”，必须彻底否定。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还从中国的历史与实践说明“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他在讲了“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之后，就接着说：“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的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期间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科学技术和经济迅速恢复和飞速发展的时期。而我们在干些什么呢?我们是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强行推广违背广大农民意愿的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不进则退”，这种停滞和徘徊，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倒退。它给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灾难。就在我们极力宣传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剩、把牛奶倒进海里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仅人民吃不饱肚子，甚至数千万农民“非正常死亡”。

    有意思的是，1990年苏共政权解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之后，1999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他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沉痛地说；“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生活在共产主义学说的标志下，看不见甚至否认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而不认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的巨大代价，错误就更大了。”接着，他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将近70年都走在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其结果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不但没有战胜腐朽的资本主义，而是长达70年的苏维埃政权自己垮台了，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了。普京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在20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俄罗斯生活在共产主义学说的标志下，在这个社会试验中，付出了巨大代价。虽然“标志”和“社会试验”等词意似乎还不大十分明确,但使俄罗斯“付出巨大代价”的结论是很明确的。

    普京讲的是在20世纪中，有“将近70年走在一条死胡同”；邓小平讲的是：过去我们搬用别国模式，“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加上我们自己的创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两位元首讲话的共同之处是：虽然时间是70年、20年不同，但都承认有错误。不同之处是：苏共已经解体，社会主义不再提了；中国还要“四个坚持”。所以邓小平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看来“左”和“极左”与“一条死胡同”有着根本区别：一个是否定错误，一个是彻底否定。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是要纠正过去的错误。因此，只有承认错误，才能改正错误。必须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的主要错误是什么，错在哪里?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改革的目标、内容和具体措施。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否则，不承认错误，不知道或不明确错在哪里，无的放矢，稀里糊涂地改，就不可避免走弯路，甚至适得其反。为此，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回顾一下解放50多年来中国农村所走过的道路，分清是非，找出问题所在，才能纠正错误向前进。晋代大文学家陶渊明在他的名著《归去来兮辞》中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就是说首先是认识到过去的错误，才能改正错误。但是，要真正能够找出错误，承认错误，对一些领袖人物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领导的决策不可能完全正确，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只能讲成绩经验，不能讲缺点教训，脱离实际，掩盖错误，以致误导群众，失信于民，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众所周知，成绩经验和缺点教训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经验可贵，教训更可贵，后者往往是付出代价取得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向历史学习，应包括经验与教训。美国未来学者托夫勒有句名言：“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将被迫重演历史。”一个不能自省的领导，是不明智的领导；一个不能自省的民族，是不幸的民族。不能更改的，是已经逝去的历史；可以选择的，是光辉的未来。错误是既成的历史事实，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得不到纠正,就会贻误子孙后代。正如唐代大文人杜牧在他的名作《阿房宫赋》中所说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全面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止错误，才能不断前进。正确接受前人遗产，包括纠正前人的错误。所以不能只讲成绩不讲问题，更不能把纠正错误看做是对过去的全部否定。袒护前人的错误说穿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维护自己的统治。企图用掩盖和欺骗的手法，无视已经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错误，就是坚持错误，就会重复和发展错误，开历史倒车。发扬成绩代替不了纠正错误。能不能改革，改革的速度和效果如何，取决于对错误的认识和对待错误的态度。只有看到错误，承认错误，大胆地纠正错误，才能不断前进。邓小平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实质，就是纠正错误，继续前进。那么，当代中国农村政策的主要错误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在农业集体化道路问题上。所以，我想首先就此以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做些历史回顾与思考。   

我出身于农民家庭，1949年参加工作，亲身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反“五风”、“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等历次农村运动；我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专业；我种过地赶过大车，担任过农村基层干部 (包队干部、公社副书记、副乡长)；搞过“四清”，上过干校；在长达30多年的新华社记者生涯中，主要是从事国内农村和内参方面的新闻采访和编辑工作。这期间，一些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和农业方面的会议，我大多参加了；一些农村重大事件我大都采访过。如1975年的淮河大水灾、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我被下放到灾情最严重、死人最多的地区之一——山东省惠民地区，与当地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经历了古今中外历史罕见的一场大灾难。“四人帮”垮台之后，我随万里去了安徽，参加了安徽农村改革的实践乃至全国农村改革宣传报道的全过程；以后又当了十年《农民日报》的总编辑。可以说，我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没有离开一个“农”字。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几乎都是切身经历者，我对农村情况熟悉，了解农民。我对50多年来中国农村重大政策出台，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对农业集体化中出现的问题，有过许多不同看法和意见。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强调立场问题，强调与中央保持一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不允许坚持、发表不同意见和看法。所以有些歧见，只好暗暗地保留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一些原来不准提的意见能提了，不敢讲的话敢讲了，有些还被中央采纳了。例如包产到户，在农业合作化以后，一直是被当作方向、路线斗争来扼制、批判、斗争的。70年代末期，首先在安徽兴起的包产到户，经过一波三折，终于得到中央的肯定，之后迅速遍及全国，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政策放宽了，环境宽松了许多。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社会民主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起来。在一些学术研究和理论问题等方面，还不能充分发表不同意见，还不能畅所欲言，还不能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一些被认为不符合领导意图或不合时宜、不利于“稳定”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只能保留起来。

现在我已年逾古稀，生命对我来说已经不会太长。所以我想在我的记忆和思维还清楚的时候，在我的手还能把我的回忆和思考写出来的时候，我愿意以对生我养我的中国农民，也是对人民、对民族负责的精神，以一名农业经济学者、老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从我的切身经历山发，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政策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特别是对农业集体化道路，做些真实的历史回顾与思考，坦诚地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