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根据万里和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建议和要求，经总社领导同意，于1977年9月来到安徽的，在万里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报道，并参与了安徽分社的整顿和领导工作。

安徽历史上就是多灾的农业省份，又是一个长期受极左路线严重破坏的重灾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全国各地一片欢腾，都在积极揭批“四人帮”，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而当时安徽省主要领导人却制造了一个“安徽特殊论”，不但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甚至对清算“四人帮”及其有关的人和事进行抵制，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工农业生产也停滞不前，人民怨声载道。  

1977年6月22日，万里被中央派到安徽。万里来到安徽之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立即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一是立即把“文化大革命”中到安徽“支左”，仍留在地方的军队干部迅速全部调回部队；二是发动群众彻底清查与“四人帮”篡权有关的人和事；三是建立健全各级领导班子。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中的群众组织代表、造反派头头，一律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这三项紧急措施，十分有效，形势基本稳定。安徽既是个农业大省，又是一个穷省，不少地方是闻名中外贫困落后的老灾区。人民生活困难，许多地区温饱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万里说：待清查告一段落，省委各级领导班子初步健全之后，他和省委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下边，在解决各地县领导班子的同时，亲自深入到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坚持进行调查研究。

搞好农村调查，真正深入实际，了解实际，认识实际，对领导者来说，是正确决策的基础；对我们记者来说是搞好宣传报道的关键。因此，我非常赞同万里提出的这些意见和要求。本来万里和省委领导是想让我到省委宣传部和《安徽日报》或省办公厅任领导，但我说，我是个记者，是个“自由职业者”，搞了大半生新闻工作，我不会当官，也没官瘾，只想跟着你搞点调查研究，我就很高兴。特别是搞农村调查工作，我还是有很多有利条件的。我出身于农民家庭，参加过土改和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专业，三年困难时期下放到农村当过基层干部，搞过“四清”，可以说解放以后所有农村运动我都参加过。1959年到新华社后，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农村方面采访和内参调研工作。应当说，我还是比较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也知道农村的问题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