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写完的《序言》
这本书记述的是40年前的一段历史。
这是一段沉痛的历史，悲惨的历史。
它付出的沉痛代价是3000万中国农民在饥饿中死亡和亿万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灾害；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肉类等主要食品，严重缺乏。
这就是发生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书中记叙了“三年大饥荒”的严重灾情和产生的背景，记述了记者两年来的灾区见闻和工作生活情况，记述了党中央是如何采取措施，扭转形势的。
这本书不是小说，也不是报告文学，而是记者在实践中的部分实录和回忆。记录的是三年大饥荒中的若干片断。它的特点：作者是一位中国农村经济的专家、新华总社的一位资深的新闻记者；记述的是他在三年大饥荒中的切身经历与实践，是昨天写的昨天，而不是今天写的昨天。它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事实，是历史的实录和见证。它的可读性不在于优美的文学语言，生动的故事情节，深蕴的人生哲理，传奇性的名人轶事，而在于朴素的。然而是重要的客观事实，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支和支部，发布了一封《紧急指示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这是一份具有十分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文件。它开始纠正农业集体化以来，“左”倾错误给中国农民、农村经济以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损失和灾难，使中国农村开始出现转机。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后，1959年－1961年在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罕见的大饥荒，亿万民众陷于饥饿之中，数千万农民饥饿致死。这就是发生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1960年秋后，已经连续两年的农村大饥荒在继续漫延，形势日益严重。各地不断传来大批农民因食品短缺，营养严重不良而发生浮肿、干瘦，以至非正常死亡现象，引起了毛主席党中央的震惊和忧虑，于是发布了这封《紧急指示信》。
我是一名新华社记者。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1950年初参加工作。长期以来，主要是从事农村方面的宣传报道。5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反“五风”、“四清”、“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后的农村改革等，我都亲身经历过。其间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灾难性的事件，我大都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到现场作过调查研究，做过内部或公开报道。如：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1975年河南、安徽发生的大水灾；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等。这些重大事件的共同特点是：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巨大损失，死亡人口都在万人以上。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三年大饥荒。它是农业集体化以来，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人民公社化等，农村一系列“左”倾错误的总暴发，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最为惨痛，因饥饿致死的人口多达三千万。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时期(50-60年代)正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和大发展阶段，而中国国民经济却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棉花总产量下降到解放初期水平，猪、牛、羊肉总产量下降到1949年以前的水平。据统计：196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下降到14350万吨，比1951年的14369万吨还低19万吨；1961年全国棉花总产量仅为80万吨，比1952年的103.1万吨还少23万吨；1961年全国猪、牛、羊肉总量为194万吨，比1949年的220万吨还少26万吨。这也就是说主要农畜产量生产已经下降到解放初期、解放前的水平了。需要说明的是，1960年全国的人口总数为6.6亿多，而解放初期只有５亿多。按人口平均占有量，大大低于解放初期，有的甚至低于解放前。城乡人民生活陷入极端困难境地，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以致大批农民在饥饿中非正常死亡。由于农业生产下降，导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大幅度下降，出口贸易额锐减。随着农业经济大倒退，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大波折。1962年全国社会总产值由1960年的2679亿元，下降为1962年的180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降幅度为40.1%。其中，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的产值均急剧减少，下降幅度分别为48.5%、69.5%、53.4%和20.5%。直到1966年才超过1960年的水平。
三年困难时期，我既是亲身经历者，又是新华社从事农村方面宣传报道的新闻记者；而且又有幸作为中央国家机关万名下放干部中的一员，于1960年冬天，带着户口到重灾区山东省惠民县农村，同灾区农民实行“三同”，共渡难关。在灾情最严重地区农村生活了将近两年，1962年9月提前完成任务，又调回到新华总社当记者。我是这场大灾难的经历者、见证者。在灾区同农民实行“三同”的同时，先后担任过一段时间包队干部和公社党委副书记、副乡长等基层领导干部职务，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长期以来的新闻记者职业需要，使我形成了一个习惯，每次采访都尽量地作笔记。有时还写些日记、杂记之类的东西，并且喜欢保存一些有关文件和资料。这次下放的任务是同当地干部和农民一道扭转形势，没有报道任务，所以很少写新闻报道。但我这次随中央国家机关抽调的万名下放干部从灾区动员开始，记述了如何深入到灾区农村，与灾区农民实行“三同”，开展救灾和生产工作，直到完成任务形势好转，调回北京的全过程；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此所作的许多重要批示和指示，以及有关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传达中央文件的内容。与此同时，两年来灾区的艰难困苦生活，使我身临其境，亲眼目睹灾区农村满目疮夷的荒凉情景，大批农民在饥饿中死亡的悲惨遭遇，使我深感痛心；我在悲愤忧郁中，冒着政治风险，记下其中若干重要片段和历史的事实，写了一本厚厚的笔记，并且几经风雨保存下来了。这些切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笔录以及资料虽然不完整也不够系统，但它从一个侧面，忠实地记录了当时一些史实和个人的一些思想情况和心态，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今天，回过头来看看当年记下的这些材料，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感慨万千，引起无限深思和沉痛回忆。有些尖端的事实尽管是一笔带过，有的甚至只是想过而不敢见诸文字，但那毕竟是事实，记忆更深刻；有些内容今天看起来是不科学、不可思议的，甚至是言不由衷的，但那些也毕竟是事实，是时代的痕迹和烙印，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对待。总之，在那个“红色恐怖”时代，敢于想问题，敢于记录下来，特别是一些被认为是“反动”的东西，敢于写在纸上，哪怕是很少的一部分，那已经是很不容易，够大胆的了。因为从日记本和来往的书信中查抄出来的一些所谓“反革命言行”，是治罪定性的“铁证”，有些人由此而成为“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以致被搞得家破人亡。所以在那个年代是很少有人写日记、札记之类的东西，即使写了也主要是谈心得、体会，受到了教育等所谓正面的东西，没人敢写这些“副面”和“阴暗面”的东西。从这一点来看，我的确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尽管我思想上没有敌意，但我所记录的事实，除了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指示外，大都是在灾区的见闻，以及人们对“五风”的控诉和揭露，对领导的不满和怨言，其中也有极少量的“反动语言”，这些按说是不能记、不能写在纸上的，甚至连说都不能说的。尽管我是一名忠实的共产党员，记录的都是事实，但是一旦被发现也难以逃出“阶级斗争”深渊，以致招来灭顶之灾。然而，今天看来这些毕竟是发人深省的事实，是历史的重要见证，共产党没有因此而垮台，我也庆幸没有成为“阶级敌人”。不过我想那个时候像我这样，敢于把这些“绝密”记在笔记本里的人不多，而且几经风雨能够把这些“危险品”保存下来的，可能更是微乎其微，廖廖无几了。我想它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如今这段悲惨的历史已经过去40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们，现在大多已经进入老年了，有些已经不在人间，人们对那段悲惨历史已经逐渐淡泊。对年轻人和孩子们来说，那段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潭了。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是抹不掉的事实，不管时间多么久远，终将留下深刻的历史痕迹。遗憾的是，这个以数千万农民生命为代价的悲惨史实，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系统地被揭露，没有很好地认真总结。
从某种意义来说，成绩和成功的经验是财富；错误和失败的教训也是财富。“失败是成功之母”。毛泽东也曾多次讲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能不能承认和正视现实，敢不敢承认错误，实事求是能否在此基础上正确总结教训。这使我想起了美国未来学学者阿乐温·托夫勒的一句名言：“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将被迫重演历史。”果然如此，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了4年，形势刚刚好转，还没有完全走出困境，接着又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全国城乡，尽管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当今的成年人几乎都切身经历过，都知道。而三年大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尽管问题十分严重，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声音脆弱，许多事情，人们，特别城市里的人们不知道，不清楚或不十分清楚。如今，这场浩劫已经过去了40年，过去一直没有这个条件，不能写，写了也不能出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纠正过去的错误，首先在农村进行了改革，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正在告别贫困，向现代化迈进。为此，我把在那场灾难中的所见所闻，忠实地奉献给读者。这些正是我今天能写这本书的事实基础和条件。
我是一名农村工作者，又是一名新闻记者，更重要的我是三年大饥荒亲历者、见证者，我同灾区农民一道在死亡线上挣扎过。如今我已年近古稀，我不忍心把我所了解，而人们不了解或不甚了解的一些宝贵史实带去见马克思。我要对我所担负的记者职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愿中国人以史为鉴，不要让那个时代的错误，再在这个时代和今后重演“
温故而知新”，愿人们在汲取过去沉痛教训的基础上前进，创造光辉美好的未来。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张广友
2000年1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