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农村现实
1977年11月，我随万里一行4人走访了皖南的芜湖、徽州、池州3个地区十几个县(市)，重点了解各地(市)县揭批“四人帮”和清查情况，以及地(市)县两级领导班子建设情况。一路上同各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广泛交谈，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皖南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当年新四军军部就在泾县的云岭。这里风光秀丽，物产丰饶。皖南的茶叶、芜湖的大米，驰名中外。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皖南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农民生活普遍下降，不少农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素有“中国四大米市”之称的芜湖市，自从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之后，米市就不见了。据芜湖地委负责人介绍，全地区有1／5人口，人均口粮不足300斤。在访问中，我们在同一些农民交谈时，他们普遍反映：“大跃进”以后，搞“以粮为纲”，把多种经营当“资本主义尾巴”来砍，结果多种经营下降了，收入减少了，粮食生产也没搞上去，不少农民长期吃不饱饭。许多农民反映说：解放前，我们这里养了几万子弟兵，一般说来吃饱饭不成问题。现在山还是那时的山，水还是那时的水，有些经济条件比那时还要好，为什么生产反不如那时呢?很重要的一点是农民放不开手脚，政策有问题，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不高。
皖南三千里巡行之后不久，我们又到了老灾区淮北阜阳地区农村访问。1977年这里先旱后涝，粮食减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已近年关，腊月廿三(过小年)那天，我们跟随万里到太和县城北的一个村庄深入农户访问。万里每到一户，都要问：年关到了，过年准备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他发现有些农户没有白面，在为过年能否吃得上饺子而发愁。万里难过地对我们说：“我的老家东平县离这里不太远，在我们那里，就是在旧社会，再穷的人家过年也得想办法吃顿饺子。你看电影《白毛女》中的杨白劳，穷到那样地步，过年还要想办法吃顿饺子，还要为女儿‘扯上二尺红头绳’。我们怎么能让老百姓过年吃不上饺子呢!”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千方百计地给每个农民调剂3斤麦子，让家家户户过年都能吃上饺子。
1978年1月下旬，我们去皖东农村考察。从肥东至定远，一路上不时遇村停车，徒步进庄，走门串户，体察民情，了解民心。我们先后到了八斗岭、高塘铺、江巷等三个村庄，走访了十几户人家。这一带地域偏僻，是皖东比较贫困的地方。寒冬大地，朔风呼号，显得格外荒凉。村庄里基本上都是草屋茅棚，前面的窗户很小，既没玻璃，也没有纸，有的是中间立了几根小木棍，木棍中间塞着一些麦秸或稻草。有的外屋是厨房，还养着牛、猪、狗，里屋是人睡觉的地方，但与外屋并没有间壁。床是秫秸垫的，上面铺些麦秸。在八斗岭我们顺着路边到了一户姓张的农民家里，这家7口人，两个大人，5个孩子，只有一床破被子，屋里除了这位30多岁的主妇和几个孩子之外，空空如也，什么家当都没有。外屋一口锅，锅檐上还有个缺口，上面盖着用稻草编织的锅盖。万里打开锅盖一看，锅里是黑糊糊的稀粥，是用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成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我们访问的十几家情况，大同小异，生活大都很困难，只是困难的程度不同而已。当我们从张家走出之后，万里忧心忡忡地说：“过去只是听说这里很穷，但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你看他这家的全部家当，也不值30块钱，一根木棒就可以全部撅走!”
这年春天，我们从定远县城来到这个县的卢桥镇附近，看到一位年轻的农民。当时已经是3月下旬了，大地一片葱绿，可是这位年轻农民还穿着一身破旧棉衣。上身空心穿着棉袄(没内衣)，下身穿着“灯笼裤”，裤脚处露着棉花，腰间系着条旧布腰带，挑着一副担子，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我们走上前去，同他拉呱起来。那时电视机还很少，老百姓还不认识万里，也没有其他人在场，谈话很随便。拉呱了一段生产生活情况之后，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事后万里对我说：“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满足他们!”
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其贫困落后的情况，在安徽省一些贫困落后地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万里一到安徽不久，就来到了凤阳，此后他经常去凤阳。他在安徽两年多的时间，据我所知去了不下5次。他亲自察看过一些农民家庭，亲眼看到过农民扒车外流的情景。据不完全统计，那年冬天，仅凤阳县外流人口就有1.3万多人。万里来到安徽之后，决心要解决讨饭问题。他说，讨饭这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原因是吃不饱，吃不饱是因为生产没搞好。问题是为什么生产搞不好?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
1978年，我们在皖东的定(远)、凤(阳)、嘉(山)等贫困地区，就万里出的这个题目做了大量调查。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这个队是梨园公社比较小的一个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如果说凤阳是个穷得出了名的县，那么前王生产队可以说是这个县穷得“冒尖”的一个队。这个队仅有10户人家68口人，就有4户没有门(什么门都没有)，3户没水缸，5户没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杆做的。我们开座谈会时，全村连一个小板凳也找不到，大家只好蹲着开。队干部向我们介绍情况说：合作化以来，全队粮食总产一般年景只有2万斤左右，从没超过3万斤，年年靠吃救济粮过日子。全年收的粮食只够吃两个月，国家供应的粮食只够吃4个月，其余半年逃荒讨饭。初级社时全村有127人，三年困难时期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十几个人。后来，虽然逐渐好了些，但逃荒讨饭从没有停止过。解放前讨饭，解放后依旧讨饭，到了人民公社化时期讨得更厉害。每年冬春之季，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外流，几乎走遍全国。
万里认为农民吃不饱，生产搞不好，主要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为什么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没调动起来?主要是政策不对头。为此，他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生产观点。他在1978年初的省委扩大会议和地、市委书记会议上，首先明确地向全省提出了“要以生产为中心，搞好农业生产”。他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必须把生产搞上去，争取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都可以；但必须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咱们有言在先，如果今年秋后再发生讨饭的，我就带着他们到你县委书记家里去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