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工业文明的困境与韩国的经验教训

西方工业文明的本质就是市场竞争和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其价值基础就是以人类为中心的道德标准，即认为人类高于自然，高于植物、动物和生态系统等一切非人类的生物，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自然界是为人类财富和进步而存在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对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

美国环境政治学创始人之一、旧金山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约埃尔·卡西奥拉博士指出：“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秩序都建立在对经济增长无限追求的基础上，但是，无限追求经济增长的后果却是非常危险的；从生态学角度来讲，无限制地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其短期内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长期来讲对地球上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都会是非常严重的”；当今世界“堆积如山的的环境问题说明西方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基础从环境角度来讲是不可行的。如果全世界现有的63亿人——未来25年将达到80至100亿人——都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那么，经济增长的末日将到来得更快”。针对这种情况，卡西奥拉博士提出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困境”这一重要论断。[1][①]

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就提出了令全世界震惊的观点：除非人类改变现在的工业文明，即改变我们最根本的社会价值以及建立在这些价值观基础上的行为，否则，现有的工业社会秩序总有一天会毁灭。

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的韩国新村运动，其本质就是用非西方式的方法解决那些还没有被西方工业文明影响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问题。这一非西方式的新村运动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现代化进程与城市发展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通过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得到巨大改变。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也十分丰富：运动的目的——缩小城乡差距、造福农民；运动的口号——勤勉、自助、合作；运动的载体——村庄建设项目；运动的内容——物质建设与伦理教育相结合；运动的方式——尊重农民的意愿，自上而下的推动。

但是，韩国新村运动也有深刻的教训：为解决农村发展，避免农村凋敝，推动了新村运动，结果是农村建设得比较好，但大量人口最终还是去了城市，由此导致在农村地区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浪费。韩国广大农村仍然没能逃脱西方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老路。对此，有的专家评论道：韩国新村运动把村庄作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涉及到农村的方方面面：村庄道路的改善，农民住房的翻新，自来水、农村电气化建设，村庄会堂的建设；等等，实际上是一项庞大的综合性工程。但是韩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事实最终证明，新村运动企图使宁静的乡村生活万古长存的努力注定只是徒劳！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韩国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新村运动在广大农村所做的努力被人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大量的农村基础设施被闲置起来。时至今日，新村运动所遗留下的成果就像落日的晚霞一样无可奈何地逐渐消散了，韩国新村运动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特殊现象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2][②]这说明，韩国以至那个时代的日本都没能逃脱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

中国现在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情况与20世纪70年代韩国新村运动发生的原因十分相近：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明显反差，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刻变化，以及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从总体上凸显和孕育新农村建设的紧迫性、必然性和可行性。正是在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和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顺势而为地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根据“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5句话20个字的基本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显然是中国自己的创新理念。

历史和现实都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选择路径和奋斗目标应当是：既要学习和借鉴韩国和日本进行乡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又要避免他们对新村运动的抛弃，即避免他们全盘接受西方工业文明，最终走向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同时探索一种超越西方工业文明，并且具有创新内容的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模式，最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

正如有学者指出：“从国际视野看，单纯依靠城市化难以解决农村发展和城乡协调的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只不过是贫民生存空间的变换，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因此，“根据对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分析，我国不能走单纯城市化、工业化的路子”。[3][③]其理想的路子只能是城市化、工业化与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

韩国新村运动之所以在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又走向了西方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老路，既与韩国所处的国际地位有关，也与其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从国际地位看，韩国仅仅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小国，从政治和军事以至经济的角度来看，它与美国有着相当程度的依附关系，从历史和文化以至文明模式的角度来看，它又与中国有着相当程度的依附关系。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与中国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之间的来往甚少，而与美国等西方世界却来往亲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韩国不可能运用中国式的文化和文明模式来建设具有创新内容的新村运动。最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明模式的影响下，韩国不得不抛弃新村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继续走向西方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老路。

韩国最终抛弃新村运动的重大成果，也与当时韩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密切相关。当年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朴振焕在总结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时也指出，韩国新村运动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衰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领导人的更换和韩国政治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所造成的。他指出，“直到1995年，省长、市长以及县长，仍然由内务部任命，而这些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员对农民需求的变化知之甚少，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执行由中央政府直接制定的政策规则，而从不考虑周围环境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那些总统们并没有强调要通过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在韩国这样一个政治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里，当总统不重视部门之间的合作，省、县以及县级以下的地方官员也同样不可能关心这个问题。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地方官员对农村层面的新村运动的兴趣逐渐减弱了”。[4][④]他实际上是带着一种婉惜来总结韩国新村运动最终走向衰退的经验和教训。

三、中国超越西方工业文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中国之所以不能全盘接受西方工业文明，走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是因为中国不可能沿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轨道实现自己的赶超战略。

自从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工业文明模式逐步成为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模式，并从19世纪中叶开始侵入中国和占据统治地位，由此引发了中国人民近百年的抗争。20世纪中叶，中国虽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但还是全盘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模式，先是实行“一边倒”政策，全盘学习苏联，后又实行“超英赶美”的发展战略。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全盘照搬的赶超战略注定不能成功，且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社会长期盛行的左倾思想就与这种全盘照搬的赶超战略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虽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在产业发展方面仍然没有摆脱西方工业文明的模式，城市化和工业化始终是中国在产业发展方面的主要奋斗目标；尽管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中国却在各个领域都处于全球性的产业链条末端，就是说，在西方工业文明体系的各种关键产业中，中国都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它的核心技术。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绝不可能实现自己的赶超战略，成为与西方同等水平的现代化国家。

中国之所以不能全盘接受西方工业文明，走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是因为当前以及未来全球性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

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地位是以巨额的资源占有为支撑的。这已经为几百年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史所证明。然而，当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这种以占有巨额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业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顶端，因为当今世界已经没有新的资源地区可供占有。从资源约束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一个美国，中国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过上高消费的生活；[5][⑤]如果中国的广大农村依然沿着过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走，那么，三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中国使用。[6][⑥]事实的确如此，中国持续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靠拼资源和拼环境所取得的。这种在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巨大代价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多方面是得不偿失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绝不能再重复这种老路。

中国能够探索一种超越西方工业文明，并且具有创新内容的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模式，最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是因为中国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历史传统以及和谐与共、海纳百川的文化底蕴。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中国人民几千年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甚至在这种文明形成之前，作为世界三大人种之一的中国人的成长历程就比其它两大人种的成长历程（欧洲和非洲）艰难得多。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也与中国人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这种独特的文明模式不仅在历史上有存在的价值，而且在今天以及未来仍将发挥它的光芒。当资源和环境问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时，“人类历史的拐点就可能出现”，传统儒家和道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有可能成为全人类的选择。更何况，以市场和资本的逻辑为主导的西方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也不过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而以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为标志的中华文明在近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面对人类遇到的重大问题，人类应当寻求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模式，经过现代性的改造，有可能成为未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的最优选择。

中国能够探索一种超越西方工业文明，并且具有创新内容的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模式，最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是因为中国有着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历史经验。

从物质条件来看，中国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大国：世界第三的国土面积，世界第一的人口，世界第四的经济实力，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政治大国地位。尤其突出的是，目前中国的农村住有9亿农民；据测算，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中国仍有6亿农民住在农村，甚至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仍有4亿人住在农村。若干亿人口长期住在农村，是21世纪的中国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也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探索新的文明模式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从制度保障和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接受西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时间并不长。如果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算起，只有130多年时间，而且，在这130多年时间里，中国始终极其重视广大农民和农村的发展。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提出和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彻底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基础之上，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并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以及城市工人全民所有制和农村农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的左倾思想逐步盛行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占据统治地位，但上述农民和农村在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的重要地位至少在理论上没有根本的改变。而在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后，农民和农村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中的实际地位又得到了恢复。虽然在90年代以后，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速度加快，导致大量城市农民工的出现，但是，中国始终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这一保障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始终坚持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才使当前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了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同时也使农民和农村进行新农村建设有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