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我们必须挽留

   ——访国际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

     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保护好、利用好散布民间的历史文化遗迹，防止新一轮历史文化遗迹的破坏，是一个相当现实的课题，严峻而又紧迫。五一节前夕，本报记者专访了国际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根基

      记者：请问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乌丙安：通俗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在特定的民族或地区群体中世代传承的、有较大影响和突出价值的文化表现形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间文化。
　　打个比方说，一位老艺人做出了精美的木雕，任何人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老艺人身怀绝技的手艺，从他口传心授的传承，到艺术构思和操作的手法技巧，雕刻过程中的行业规矩、信仰禁忌等等，却是人们难以看到的。这就是“无形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我们只有准确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这个概念，才会瞄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象，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保护。
　　记者：您长期从事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对目前状况有哪些评价？
　　乌丙安：我们的民间文化家底应该说是很厚的，但在发展中遭到过劫难。文革十年，把一代优秀的民间艺人、匠人整个斩断了。保留下来的优秀艺人，我估计连一半也不到。比如东北大鼓大师级的人物霍树棠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只有其孙子继承东北大鼓，就会唱一两个段子，还是抗日时期的老段子。
　　即使这样，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这是“陈谷子烂芝麻”。他们不明白这些东西曾经是先进文化，是历史上的先进文化，他们轻视普通百姓的创造，认为历史要淘汰这些东西，这是很错误的。我一直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文化，因为它是你这个民族所依赖和生存的根基。
　　值得欣慰的是国家已经开始重视此事，2004年8月我国作为第六个签约国，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3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保护办法，保护工作由文化部门主管上升为政府主导。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共申报了1315项，成功了519项。但我认为从总量上看，我们的阶段性进度还是很慢的，与五千年文明古国地位不相称；从全世界的比较看，日本和韩国的总量比我们保护的还多，难道我们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就这么点文化遗产？事实上不是，若全面挖掘好的话，我估计拿到国家级的怎么也得有20万件吧。
　　

不能再患“文化失忆症”

     记者：现在有些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大拆大建，忽视民间文化尤其是古村落的保护，这种状况若不及时扭转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乌丙安：贬低、轻视、忽视民间文化的观点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尤其是眼下有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中搞大拆大建，忽视民间文化尤其是古村落的保护，这种做法更是极端错误的。建设新农村绝不是建设新城市，把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全搞没了，这样新农村建设就会走样。如果把农村固有的优秀传统全部砍掉的话，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更加严重，将是一次彻底的扫荡。
　　我国是多民族共生共存的文明古国，少数民族古村落文化保护是重中之重。民俗文化是精英文化的母胎。它潜移默化地养育了世世代代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成为民族凝聚的基础。我曾经看了不少地方，那么多的古村落、古宅、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寨子等优秀建筑，非常漂亮。如果把这些全拆了，盖所谓的现代化新农村，那么就不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目前有一种不好的思潮，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和一些企业家认为他们比古人聪明。我认为凡是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是最愚昧的人。科学发展观不是意味着用现代化把所有地面上的心灵上的“陈谷子烂芝麻”全部扫除。先进文化是要尊重祖先创造的优秀文化，我们保护的就是这个“陈谷子烂芝麻”。当前一些历史的街区不断地被拆除，极具文化价值的古村落聚居地在土崩瓦解，我们无法阻止一个时代的变化，但是，文化，我们必须挽留。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唤起文化记忆，因为失去了文化记忆人类就将失去了创造，这也是我们对子孙后代所肩负的责任。我认为有些地方的官员在新农村建设上患了一种“文化失忆症”，对民族民间文化漠然处之。我觉得这也是“文革”带来的严重后遗症，什么都砸烂，现在看来应该认真反思。
　　记者：“保护文化遗产”与“新农村建设”二者并存，看似有点矛盾？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
　　乌丙安：我认为一点也不矛盾。新农村不能完全像一个兵营式的集体宿舍，它的总体文化格局不能弄乱了。否则，最后很有可能就是一排排一模一样的房子，进了这个村，再走十里路下一个村还一样，这是人为的设计农村风格，而不是按照农村固有传统的需求。政府必须把好关，现在不是设计图纸的问题，首先是观念必须弄清楚，新农村到底是什么样的，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主体，要不要传统文化，要不要文化遗产，有没有真正的继承。
　　山西省有一个明代村，现在老百姓被清出去，成了一个“展览馆”。当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没有做到家的时候，就将其推向市场进行开发利用，实际上等于把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撕成碎片，各取所需。如果不按照科学的规律进行保护，搞不好，这是在打着保护的旗子进行最后一次彻底的文化破坏。要想让人类不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农业文明最基础的样板应该是农村，古村落就是验证古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首先要尊重农民意愿，必须尊重文化遗产。新农村在规划时必须先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考虑进去，新农村建设不能跟过去的文化建设法律相抵触。民间文化的本质是和谐，它的终极目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最好不要给农民出样板，新农村没有公因数，必须个别化。
　　记者：在调查民间文化保护的过程中，对您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乌丙安：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广东进行民居调查，走进一户很富裕的农民家中，我们好几个学者从一楼到顶层，他们都不知道我们上去。到了顶层发现他们全坐在沙发上，光着脚搭在茶几上，拖鞋在地上，满地瓜子壳，旁边有一台大彩电。我说：“你们家订报纸了吗？”“没有。”“有没有书呢？”“要那干什么，有啥用，我们不看报不看书不也是富了。”屋里弄得很脏，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吃着瓜子，手搓着身上的汗泥，这是中国富起来的普通农民。这也许是个别的，但是一个缩影。但我不能责怪他们，责任不在他们。有些人常常说国民性有问题，我觉得是主宰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出了问题。高层选美曾经有这样一个考题：祖国和金钱两者在你（指选美小姐）面前，你要什么？说心里话我（指选美小姐）要钱。这多么可怕啊！在建设新农村的进程中，新的道德面貌首先要有继承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意识，这个意识形态导向，必须由我们的党和国家做主导。人的文化享受必须符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现代需求。当前必须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用先进的文化填补老百姓精神上的缺失。
　　

    当务之急是尽快立法

       记者：普查抢救民间文化工作非常艰苦，现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乌丙安：最大的困难是缺钱。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每年投入2000万元，太少了。4年来财政拨款已达8000万元，但至今一分钱未发。资金尽快到位，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不然保护只是一句空话。我现在心里特别难受，现在有钱就可以买一切，有的整村整村的卖啊，被人买走的都是一些瑰宝，买了就卖到国外了，中国没有民俗博物馆，将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很可能是在外国开，可悲啊！当务之急应尽快立法。
　　其次是缺人才。必须采用快餐的办法进行培训，保护是持久的，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十年二十年，要一直保护到人类终极。必须对基层管理干部和相关专家进行保护民间文化的全面培训，不能各行其是。
　　现在在保护工作层面上有些不正之风，本位主义严重，特别是基层政府把此事变成自己的专利，硬要自己管，可是自己又不懂，必须要有专家来指导。拥有这个遗产的艺人、匠人，遗产权在他们手里，可是他们做不了主，为什么呢？上面有研究型的专家，好像研究型的专家比拥有遗产主体的专家还专业。研究型专家需要弄明白自己不是拥有遗产的主体，必须尊重老艺人的艺术本身，帮助老艺人把技艺真正地传下来。
　　国家要对传承人保障方面考虑越来越多和更加实际，比如给他们提供和创造一些必要条件，让他们带徒弟。传承人最大的特点是传承，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如果不抓紧保护和抢救，再过20年，至少会有一半文化形态会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