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漱兰：我是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标识和归宿的角度来谈“新农民”的，直接针对的是见物不见人，将新村建设当作新农村建设全部的偏向。今天，中央强调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发展现代农业，很大程度上同样是为了避免这种偏向。
    现代农业建设同样要强调农民主体。加大投入力度、抓好粮食生产、构筑产业体系、提高装备水平、加强科技和人才支撑、加强市场体系建设，等等，这些工作固然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农民的切身利益所在，只有让农民作为“主体”参与和监督，才能防止沦为空话。
    记者：以农民为主体已经成为各方共识，但在如何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模式、线路方面，各方观点并不一致，您有什么新的见解？

    程漱兰：世界银行2006年发展报告给出了印度北方邦一个村庄的实例。在那里，印度政府实施了我们今天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建设的几乎所有举措，然而，完全没有效果。为什么？由于存在权力和影响的不均等分配，使得国家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到达村庄层面时，不可避免地被歪曲了，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反而加强了不平等的现状。特权阶级始终享有对集体事务的统治权力，而普通民众只有服从而不是参与。社会高度碎片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参与的集体行为，无论是合作还是反对。这种集体行为的缺乏是该村庄发展极其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此对照我们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可以发现，存在一个重要的遗漏——“平权式”的治理结构基础。

    记者：请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平权式”的治理结构。 

    程漱兰：治理结构，即终极权力对实际控制权力的约束机制。现代社会/社区应有的治理结构，即普通民众作为权力的终极所有者（所有共和国性质的国家的宪法必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宣示），对实际控制着社会/社区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及其职能人员的有效约束机制。由普通民众有效行使终极控制权力的社会/社区，即具有了“平权式”的治理结构。在这种治理结构中，“亲民”、“惠民”政策受到来自普通群众的响应和监督，才不会异化。必须承认，“平权式”的治理结构并非在所有地方都现成。
    我们曾经普遍有过这种治理结构——中国革命打破了数千年凝固的社会分层结构，造就了区域/社区内机会均等、结果不绝对贫困的格局，所以才有了后续的实质性进步。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繁荣的起点，尤其在农村，正是这种“平权式”的治理结构。承继土地改革成果的农民家庭均等承包经营，是这种治理结构的经济基础；建国后近三十年的阻止干部剥夺群众的持续整肃，是这种治理结构的政治基础。
    然而今天，“平权式”的社会治理结构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对于实际控制过程的诸多中青年才俊，“平权式”的社会治理结构这个概念非常陌生，让他们非常不习惯。他们往往不能意识到，他们得以控制过程的终极权力来自普通民众的委托；他们不明白，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倡导科学发展观、实施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正是让终极权力回归普通民众，从而把握发展的正确方向的重要努力，是对“GDP至上”、“精英至上”发展观的拨乱反正。
    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农业新政，新农村建设或者现代农业建设的所有要求，无不需要健全的基层社区的“集体行动”的“承接”。如果任凭一些地方社区的“原子化”状态，如果现实中一些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们不愿让普通农民“放活”，不愿对普通农民“少取”，甚至利用掌控中央政府“多予”资金的机会强化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那么，怎么可能期待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建设惠及全体普通农民和整个社区？

    记者：您对“平权式”治理结构的实现有哪些期待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