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忧思是建设性的”

    主持人：本报记者 李朝民

    嘉  宾：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原局长  钟沛璋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事实上，我国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腐败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教育、医疗、社保的劣势状态，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还没有根本改变，生态破坏、生存环境正日益险恶。面对现实，人们意见分歧。目前我国存在两大争论：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渐进，还是激进？

忧从何来

主持人：钟老，您好！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17个国家人们乐观程度调查，发现76％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前途一片光明，为所有受访国之首。然而，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却说“我这个人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人，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您认为忧从何来？

钟沛璋：首先向我们发出警报的是“老天爷”——大自然。今年刚开始，一月间突如其来的大冰雪，顷刻冰冻了半个中国，南方许多地方一片瘫痪，电网纷纷倒塌，许多县市处于断电、挨冻、缺食的危急状态，大批春节回家的民工被困于冰雪途中。这不仅暴露了我们缺乏应对这样突然灾难的思想准备和应急机制，还暴露了我国原煤炭储备和能源危机，也暴露因腐败造成的严重恶果。在人类还未能扭转气候变暖的势头之前，这样的极端气候，将很可能频频出现。

特别是三十年高速发展己使我国的生态受到严重的破坏。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3月19日雅克·萊斯利的评论说：“目前四分之一的中国领土成了沙漠，四分之三以上的森林已经消失。燃烧煤炭以及汽车废气形成的含铅、汞、二氧化硫及其它成分的毒气笼罩在中国的多数城市的上空。”

　必须警惕的是，一些跨国公司利用目前中国对环保管理的缺陷，正把中国作为可以放任污染的“垃圾场”，全球大约70％的废弃电脑和电子设备最终流入中国。据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披露：被环保部门点名批评过的跨国公司，已从一年前八九十家增加到目前的近三百家。

　  除了大自然的报复，目前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也存在着种种隐患和风险。美国经济衰退，必然会影响已与美国经济密切关联的中国，金融风暴随时可能会袭击中国。目前就有物价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物价能否控制在4.8％这样高增长点上？在北京召开一个奥运会，竟招来这么多敌对势力的攻击，拉萨骚乱，足以使人警醒。

   此外，还有值得深一层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今天还停滞在靠廉价出口外销上，而迟迟唤不起国内强大的购买力？为什么美国人的购买力总是高居世界首位？原因是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不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76％以上的资产。美国的内需这样旺盛，因为美国的资产基本上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也不会与民争利。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要“还富于民”，还应“藏富于民”，放手发展为民造福的民营经济。

居安必须思危，必须唤起全民族的忧患意识。美国这样的世界超强大国还耗巨资拍摄《后天》那样的大片来吓唬自己，警告人们可能降临的灾难。日本也天天在喊着“日本沉没”。在“地球村”的境况日益脆弱的今天，如何把握好我们满载十三亿人口的这艘大船的船舵，光靠一位总理“充满忧患意识”行吗？什么时候能使我国的各级官员们，从热衷于创造GDP的政绩和形象工程中清醒过来，切切实实地担负对我们人民的责任，为子孙后代造福呢？

花人民的钱谁来监督

　　主持人：中国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温家宝的政府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耀眼的数字：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世界排名升至第四位。全国财政收入达5.13万亿元，增长1.71倍。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元（外汇储备比居世界第二的日本多大约5000亿美元）。胡锦涛在人代大会上说，中国的成就归功于人民。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齐心协力，顽强拼搏的结果。中国开始富了，那么究竟是谁富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究竟受益多少？

　 钟沛璋：据陈志武教授分折：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如果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陈教授指出：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政府官员手中掌握大量人民的钱，那些钱是怎么花的？有谁在监督政府花钱？这是每一个现代国家的人民都有权要问的问题。政府行使权力为人民做好事，最根本的就是要管好钱。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只能把监督主要寄托在人民代表大会。但是，令人惊恐的是全国人大至今还没有切实履行监督政府财政的职能。据财政部一位官员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说：每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财政部都要派一批司局级干部到每个分会场做讲解员，准备人大代表提问。前几年他当过讲解员，一直没有碰到发言机会，因为没有代表提问。更有令人不解的，全国人大甚至把人民交给的这个神圣职责，推给了政府本身。没有监督机制，就必然出现暗箱操作。这样如何防止腐败呢？

　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公共财政也就无法透明。人们又寄希望于“阳光法案”，即对官员财产的监督。几年来，已经有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曾连续多次在全国人代大会上提出关于财产申报的议案和建议。今年1月，就有50多位退休高官和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发出建议书，要求尽快制定和认真实施《县处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但是由于许多官员抵制和据说技术上原因，至今还未见这至关重要的法制的制定和实施。

　只有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和浪费，这不仅是为了管好人民的钱这样的大事，也是为了挽救人民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原本可以成为好干部、好官员，不至令人痛心陷入堕落的深渊，也是为了我们民族数千年形成的优良道德风尚不再沉沦。

渐进改革的“良方”

　 主持人：如今，渐进改革已为我国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能使我们走向成功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曾说“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就是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稳定压倒一切”站着不动。我们目的还是要“过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这就是要在坚持改革开放中奋勇前进。那么，怎样才能保证渐进改革呢？

  钟沛璋：我看最重要的可归结为三点：

　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首先要彻底打破“恐资病”。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比人类许多世代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资本主义至今还在许多方面创造着先进生产力。要有能力登上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峰，才能去创造社会主义的新高峰。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束缚在毛泽东说的“凡是”或别的领袖说过的新的“凡是”，而不敢把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创造的明明有用的经验，拿过来为我所用呢？

　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切实解决好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和党政分开的改革，切实做到立法和司法独立。我国的全国人大许多年已经立了许多法，却没有切实履行起监督政府的作用。现在各级人大的主任都是省市掌权的“一把手”，许多省长、市长都是人大代表，既是“球员又是裁判”，怎样能自己监督自己呢？全国人大要能切实监督政府的财政，要尽快制定和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的香港通过廉政公署有效地监督特区政府的所有官员，为什么我们大陆却做不到呢？

　保证言论自由，建立舆论监督。我国继续前进的动力，除了自上而下的领导英明决策外，还靠自下而上的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靠社会的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不仅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润滑剂，更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剂。我国历代，凡是英明的领导，总是把批评和监督看成是改进统治不可少的力量。如唐太宗就把魏征的批评看成是自己非常需要的“一面宝镜”。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些官员却听不得不同意见，已经发生多起县委书记把提不同意见的人关进大牢的事件。权力如此膨胀谁之过？为什么把爱国、爱我们民族的积极力量看成可怕的敌对力量呢？要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联合国早已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签署这一国际公约已整整十年，现在就等全国人大批准实施。人们还盼望能制定和实施已酝酿了二、三十年的保障我国新闻自由的新闻法。

  尤其值得一提，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是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是经得起考验、值得信赖的，不容质疑。

　时至今日，我国领导人已经说了许多人民希望的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人民就希望能见到切实的实际行动——“动真格”。就拿教育来说，我们领导说要把教育放在首位。但是多年来，中国教育的投入还比不上官员们消费的两个小项——“公车消费和公费吃喝”。现在国家有钱了，能不能下决心学学瑞典、芬兰教育高投入而成为世界创新之首的成功经验呢？人民在期待。

钟沛璋简介

钟沛璋，1923年出生于浙江镇海（今宁波），交通大学肄业。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上海创办中联广播电台，并任台长。1948年起任《青年知识》半月刊主编。建国后，负责创办了上海《青年报》，任总编辑。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著有《献给正在思考的大学生》、《奋起集》、《时代召唤着新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