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支持176亿元  农民将增收540亿元

专业化防治呼唤国家财政支持

农民日报记者  孙维福   李朝民

去年 ，我们到安徽、江西、湖北三省调查了解植保工作情况时获悉，三省今年水稻病虫害均为严重特大发生，“两迁”害虫（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来的早、虫量大、范围广，为历史罕见。但是，三省主要粮食作物——水稻，不但没有减产反而略有增加，其中仅病虫害专业化防治即挽回粮食损失超过260亿斤，对确保我国粮食连续第四年稳产增产起了关键作用。

大灾之年为何不见灾？在采访中，我们问起原因，得到的答复是：植保工作功不可没。

采访期间，我们深切感到：病虫害专业化防治在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升农产品质量、促进农民增收和保护环境等方面，正越来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越来越凸现出公共服务、公益事业特性，越来越需要尽早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长效机制。

专业化防治凸显“三大效益”

在问及专业化防治效果时，从种粮农民、病虫害专业防治人员到基层植保工作者都说“效果不错”。

“现在，防治的次数减少了两次，每亩节省了药费30多元。由于防治效果好产量也明显提高了，由原来的亩产1000斤增加到1100斤。如果按每斤0.8元算的话，每亩可以增收80元。这样一省一增，每亩实际增收110多元。”站在堆满稻谷的门口，江西南昌县农民舒基荣为我们算了一笔家庭小账。

调查发现，如果按照安徽省今年开展稻麦病虫害专业化防治试点情况分析测算，全国稻麦若实施病虫害专业化防治，需要人工、燃油费176亿元，农药费160亿元，合计336亿元，防治效果是全国稻麦总计年增收节支将达700亿元。如果政府为人工费、燃油费埋单的话，农民自付农药费，那么农民将增收540亿元。

专业化防治不光经济效益非常巨大，而且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也非常显著。以安徽稻麦病虫害防治为例，如按指标合理用药、节省防治用药而言，安徽省稻麦重大病虫害防治每年可减少农药使用量1万吨，按此推算，全国每年可减少农药使用量10万吨。这对保护农村环境、保障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意义非同寻常。

安徽、江西、湖北三省植保总站站长在分别接受采访时，也不谋而合地表达了同样的感触：实施专业化防治，社会效益显著，有利于把各级政府和农业部门从稻麦重大病虫防控的组织发动、宣传、督查等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有利于农民尽快从对稻麦重大病虫防控的担心、害怕、迷惘解脱出来，有利于彻底改变年复一年的病虫防治领导担心、技术人员操心、农民不放心的被动局面，从根本上提升我国重大病虫害防控水平。

调查发现，三省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的突出特点是，分散，规模小，程度不高。一些专业化防治搞得比较好的地方，都不同程度上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扶持。目前，三省实现专业化统防统治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推行有其可行性、可能性。

“五大瓶颈”亟需破解

虽然专业化防治的形式、效果得到各方普遍认同，但采访中也发现，安徽、江西、湖北三省病虫害专业化防治负重前行，其进程严重受到以下五大瓶颈制约：

一是植物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不完善。

在与安徽、江西、湖北三省植保站长以及几个县、市的植保站工作人员分别座谈时，他们一致反映，我国现行的《植物检疫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存在诸多问题，如操作性不强，力度不大，不能适应当前需要等，迫切需要修改和完善，国家应尽快制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保护法》，从法律上明确植保工作的公共服务性质，确立植保工作的政府管理职能。

二是植保体系不健全，基层植保体系在机构改革中被分化、弱化。

植保人员反映：现在不少地方的植保虽然有工资，但工作经费不足；虽然有设施，但完好率低；虽然有人员，但专业率低。

调查还发现，目前乡镇一级植保体系普遍松散薄弱，不少植保站同农技推广部门混在一起，没有专人专用，有的乡植保站已经到了“点灯（虫情测报灯）没有电费、发虫情预报没有邮费、进村防治没有差补费”的地步。很多经验丰富的植保员在机构改革中被下岗分流，专业人才大量流失，植保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大学毕业生不愿从事植保工作。即便在县、市级植保站，也存在人员少、经费缺、工作强度大等问题。

三是植保技术和手段比较落后。

农业部一项抽样调查表明，目前全国县、市级植保机构中，63%没有植保植检实验室，90%没有固定的观测试验场所；46%没有诱测工具，50%没有显微镜、解剖镜、计算机等基本监测检验和数据分析处理设备，已有的仪器设备也大多破旧不堪；90%的植保机构没有监测调查和防控指导专用交通工具，监测调查主要靠手查目测，防治作业仍主要依靠手动喷雾器。

四是病虫害防控主体力量弱化。

一些县乡植保人员告诉我们：目前大量精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现在不少地方农村已很难见到青壮年，留守在家的大多为老人、妇女，由于这部分人中文盲、半文盲比例很大，即便把病虫害防治“明白纸”发到他们手里，仍有近一半的人看不明白，造成盲目喷药、无效喷药。采访时接触到的农民都说，现在防虫喷药是种粮过程中最累人最危险的农活，他们非常盼望政府统一管理，用专业化防治取代目前的一家一户防治。

五是农药监管市场亟待加强。

许多植保人员反映说，目前市场上农药品种过多，商品名称太杂乱，有时连专业植保人员都难搞懂，让农民弄明白就更加困难了。经常有农民买了不同名称却是同一功能的农药，防治另外一种病虫害时，也不知道自己用的还是原来的农药，发现虫子杀不死，还以为是买了假药。他们建议国家应切实加大农药市场监管力度，进一步规范农药市场。

对于植保工作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原因，基层植保人员有四个猜测：一是可能因为我国农作物病虫害没有像“非典”、“禽流感”那样威胁人的生命，造成恶劣影响；二是可能因为粮食总产没有减产，粮食生产没有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以致掉以轻心；三是可能因为政府认为有比较硬的举措，如湖北、安徽分别实施了稻飞虱危害连片穿顶倒伏面积超过20亩，就要问责分管领导等硬性规定，大家都不敢怠慢。四是可能因为政府有顾虑，担心拨过来的钱用不到刀刃上。

业内专家分析认为，政府目前采取的看似奏效的举措，大部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不是长效机制。植保工作的这些软肋，如若长时间得不到有效解决，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粮食产量能否持续稳产，国家粮食安全能否得到切实保障，农业能否持续发展，都将充满变数。目前，病虫灾害已成为严重制约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在部分省里也是引起农民群体事件、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务之急，政府必须切实加强植保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为此，广大基层植保人员建议，中央政府要设立植保工程专项资金，为做好病虫灾害防控工作提供经费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