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观念摄影的守望者

“今天的观念摄影非常活跃，但在我眼里很糟糕，现在中国观念摄影已经进入疯狂糟糕的年代。”刘铮说。

刘铮，中国观念摄影的领军人物，《新摄影》杂志创办人之一，现年38岁，身高1米80，寸头、微瘦、干练，成名作《国人》、《三界》，蜚声中外，“裸体京剧”，备受关注。

那么，刘铮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不拍照，我就可能死去

“什么是观念摄影？观念摄影就是与心灵最近的摄影。”刘铮说。

十年前，刘铮的身份是《工人日报》的摄影记者。因为喜欢摄影，大学毕业后，费尽心思进了报社，之后每天抱着相机游走全国各地拍摄新闻，曾经对于摄影的热情，一点点地被这样的生活磨砺。

那时，新闻摄影只是一个记录功能。刘铮自己喜欢的摄影根本没人理，他当时觉得太压抑了，感觉新闻摄影和他没有多大关系。刘铮始终觉得应该有一种摄影形式是游离在记录之外，是能够表达自身观念的。它是一种与艺术最近、与现实最密切、与自己心灵暗合的摄影。

为寻找记录以外的影像，1997年，他辞职了，自己找答案。离开报社前，刘铮已经在尝试自己意念中的“观念摄影”，所以刚离开时，刘铮觉得自己离自己想要的摄影更近了。

“开始拍的时候我很穷。”刘铮回忆说，“那时候，每天没事常坐在十字路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当时就缺钱，在想怎么办，只知道没有时间去挣钱，如果去挣钱就完蛋了。我当时不想挣一分钱，只想把作品拍好，死而无憾，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记住我做过的事情。最后，不得不向父母求救，再不让我去搞摄影，我就有种快死的感觉。那时拍了就扔钱。父母感觉家里像养了个‘吸毒’的孩子，就接济了我一些，从91年到99年，花了不少钱。一点一点抠，那时感觉特别纯。”

记得有一次，在下大雪的时候，刘铮和荣荣（刘铮的好友）一起出去拍照片，拍完了，两个人穷到买一张大饼，一人一半。因苦于表达自己的摄影理念， 1996年，刘铮和荣荣凑钱策划并创办了《新摄影》杂志，圈子内的人能互相看到作品。在杂志的前言中，刘铮写道，“一旦观念进入影像，我们面前的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没想到，这本当初每期只有几十份的杂志，真让这些盲流艺术家“豁然开朗”了。杂志办不久，有人把杂志带到国外，于是国外的策展人和收藏家来到他们面前。

“他们都很惊讶，中国还有人拍这样的照片。”刘铮说。

于是，著名的策展人汉斯策划了一个展览，囊括了刘铮这一批中国最早的观念摄影家，从此，外国的艺术市场知道，“原来中国还真的有人在做这个。”

从那之后，刘铮他们这些人的称呼从盲流变成了艺术家。

在90年代末期，这些人的照片有了买主，开始基本都是外国人。每张照片约几千元人民币，现在他的作品都卖到一张六位数的价钱。

刘铮说，“我卖第一张的时候真没觉得激动，因为付出太多。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觉得有人认可了。”

“当时提‘观念摄影’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我并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观念摄影。现在，观念摄影是当今摄影的主流，是与心灵最近的一种摄影，是当代摄影时尚的符号，这很让我高兴。现在搞摄影的人，不搞观念摄影，就可能被人当作是傻子。”刘铮笑着说。

时隔约十年，刘铮已是观念摄影中的“大腕级人物”，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他在6年之内在海内外举办很多次极具影响力的个展：1998 “三界”、“国人”，中国台北；2002 “平遥国际摄影节”，山西；“相模原市综合摄影展”，日本；2003 “阿尔勒摄影节”，法国；2004 “刘铮革命”，北京；2004，威尼斯双年展，等等。

面对自己这些经历，他淡然自若。

我宁可孤独，也不同流合污

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升值，本来无人关注的观念摄影，也以颇为“壮观”的身价闯入人们的视线，现在俨然成了收藏家和投资者心中的又一块蛋糕。

在刘铮看来，现在中国摄影市场非常火热，由于刚起步时的价格相对于油画十分便宜，且一张照片平均能制作十或数十版，所以很多国内投资家把国内的观念摄影作品当作“原始股”去购买。造成摄影作品市场在国内异常躁热。尤其是应国际潮流的观念摄影，许多都达到了每张20万元左右，而一般纪实类的老照片也就几千元。

半年前，刘铮的作品始终没有进入国内市场，一直由国外画廊代理，并且稳定地卖着，价钱还不错；现在，突然之间，刘铮的作品竟是国内收藏家收藏最多的艺术家之一。

面对中国近乎疯狂的观念摄影市场，刘铮有点震惊。刘铮说，“在目前国内的观念摄影市场中已出现极大的混乱和急功近利行为，说白了，现在中国的观念摄影在资本操作者那里就是一种可以迅速赚钱的新型号产品，这和好莱坞拍电影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把艺术分创作与运作两部分的话，艺术家创作占30%，商业运作占70%。有些艺术家在屋里像“饿狼”一样，每天都在琢磨挣钱。这完全是商业的事情，这哪是艺术家干的事情，跟艺术没有任何关系。”

刘铮说，我有一个美国纽约摄影家朋友——Lois，每年来中国要拍很多照片。今年8月份他来到中国，与中国几个摄影家好朋友在交流摄影经验，国内摄影家都在谈钱、车、房子，感觉与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最后，Lois摇着头说，“我永远没有你们有钱，但我有的是底片。”中国人那么坚强，但为了一点钱，就特容易改变自己的价值体系。

“中国有些艺术家简直是一群暴发户，感觉与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主要是大家穷的太久了，人性里的欲望也无法遏止，好多人都丧失了安全感，认为钱多了就安全了。我是自由职业者，自己连档案都没有了，假如我死了一个星期都没有人知道。一想到未来，一团雾水，很茫然。”刘铮说。

“中国艺术作品根本不值那么多钱，可是现在我感觉中国艺术作品在5年之内，中国艺术作品，还会翻几倍甚至更多。中国的一幅垃圾作品还能卖上100万，如果让农民知道了，会揭竿而起了。”刘铮说。

刘铮认为，现在的观念摄影作品变味了，既不是强大的艺术观念，也不是个人意念之下的艺术创作，只是一个点子，一个想法，它不是代表个人心灵的一种正常的反映，只是商业上的一种媾合，有些人眼里已把它当作发财的捷径。中国的观念摄影已经进入另一个疯狂糟糕的年代，这是必然，总有一天会风平浪静。剩下只是对历史有责任，对国家和艺术有责任的有分量的艺术家，最多也就三四个。

所幸，刘铮对钱看的很淡，钱在他眼里和卫生纸没有什么两样。近年来，刘铮也拍了很多照片，但都不是他想要的。“我要的是一种纯净、大气、深刻、永恒的影像。这种东西可能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才有，恐怕很难。”刘铮说。

中国的摄影地位提高了，一批摄影家有了市场，但缺乏起码的良知和纯洁。

 “我是区别其他人的人，是独立存在的人。我呼唤，有了你摄影就改变。因为国家的主体在呼唤平庸的，呼唤一种时尚化、表面化的价值观，而不是呼唤个人性格。我宁可孤独，保持自己的良知，做一个边缘人，也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刘铮坚定地说。

刘铮认为，他所拍摄的东西只是他个人的内心独白。他说：“如果说我对观念摄影有贡献的话，就是我最早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与摄影的关系。摄影里应该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十几年我一直坚持做着这些。我觉得我拍的中国人基本上是在拍我自己，拍我自己的心情。我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成长起来的，每一个故事和片段都在影响着我。我想知道我们民族的血脉文化。我和大多数的青年一样，想知道不知道的东西，所以就自然而然地走下去。摄影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手段，更多的是表达我的看法。”

我是一个可能永远学不好的学生

刘铮除了摄影没有其它嗜好，一天到晚头脑中都是影像。

艺术上，刘铮苦乐参半。刘铮最大的痛苦就是探索摄影语言，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从硬件到软件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系统，他自称目前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

刘铮说，现在是开朗了，但影像背后，选择太多，要选择的道也太多，不知道哪条是通往你想去的路。旧的困难没有了，新的困难又来了，尝试的过程很累。比如用数码相机拍摄，它到底好不好呢？一台好的要20多万元。试完后感觉不行，20多万就扔了。语言里面太焦灼了，这种焦灼太痛苦了，可能快到了，你又回来了，像做科学实验一样，不停地去试，用钱去找理想。拍摄过程中也是，今天是拍已经有的，明天可能是拍没有的，是自己创作的，缺人放人，缺景放景。摄影是一个人的战斗，这个过程很痛苦，一两天下来累死人。

刘铮最大的快乐就是给别人拍摄时发生的交流，记得有一次，在拍《国人》系列作品的时候，在监狱里拍犯人，当时他酒喝多了，喝了五六两白酒。天不怕，地不怕。监狱里那些犯人都有点怕他，他无所畏惧，很疯狂，就知道自己想要拍照片。在半醉中拍的那些作品，很让他满意，有些照片竟成为经典。

刘铮说，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也是很困难的，比如给别人拍一张照片，怎么去拍，如何拍的更好，用什么样的技法等等，都要尝试。有时一张照片在电脑上，刘铮对着电脑看，连续看一周。这些举动让常人匪夷所思，但对刘铮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

“我对自己要求不是很高，就是要拍一张让自己非常满意的照片，但我目前没有做到。艺术家可能永远不会满足自己的作品，我永远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往前走是我唯一的选择，我不会停止的！”刘铮说。

刘铮的儿子今年11岁。儿子小的时候和他特别亲，现在儿子一天天地远离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儿子跟着刘铮父母在一起生活。我现在就是想稍微挣点钱，等儿子以后用到的时候，我能帮帮他，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我有点对不起我的儿子。有些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得到一点，就失去很多。

当问到他是不是成功人士时，刘铮说，“我不可能在这个国家内受到尊重，也不可能成功。我要的是真相，难免会揭起人性的伤疤，刺痛一些虚伪人的神经。而他们怕的就是最真实的东西。我永远是一个学生，是一个可能永远学不好的学生！”

外界对刘铮的作品颇有争议，原因诸多。在刘铮看来，无所谓，对大众他没什么特殊的要求。刘铮说，国内缺乏一种权威的评论体系，可以说没有权威性，中国是谁给钱就帮谁说话，就是当托的。况且，我也没时间关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西方一些评论家就不同，自己想说什么是不依赖于这个钱，说的是真正的心里话，针对的是作品，是有良知的评论，而国内就缺乏这个。

在刘铮的心里，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艺术家自然心灵的反映，而不是适应某种潮流的、谄媚的低级的迎合，是宁静思考的结果，是最接近真相的，是孩童的心理，纯真的心灵不被污染。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艺术家心灵都蒙尘太久太久了。

刘铮直言，感觉当今大众离真正的艺术太远了。有一次，刘铮去参加朋友在大学里举办的题为《美丽风景》的摄影展，在展厅里，听到一些漂亮的大学生在评论作品时，除了赞叹多么美丽的风景啊之外，别的没有什么了。

 “我的作品不一样，要让男人、女人惊愕。我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是，我一定要拍砸碎很多人价值观念的作品，让他们睡不着觉，在脑子中有些思考。让男人看了有点感觉，女人看了有点害羞。我从没有期待谁能欣赏我的作品，我只要受众震撼。我的下一部作品要进一步从心灵上击垮他们，作品的主题是《性、暴力、死亡》，目前正在拍。”刘铮说。

刘铮认为，“要想欣赏我的作品，首先，受众要有健康的审美观念，人格上的真诚，这样与我交流，我才能感到一点点尊严。其次，要有完整艺术知识背景，若用中国传统眼光来看，我永远是一个异类。只有纯洁、高尚的人才能读出我的思想，那些虚伪、矫情的人是永远读不懂的。如果要让所有的人完全读懂我的作品，那可能是很多年后的事情！”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刘铮一边说着，一边从桌上拿起那部破旧的褪了色的银灰色手机。手机一打开，刚准备说话，没信号了，不知是因为北京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密封太好的缘故，还是因为刘铮的手机太“老”了……

“摄影是我的生命，不管怎样，我都会勇敢地走下去！”刘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