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燕的尴尬”亟需机制解困

主持人：本报记者 李朝民 施维

嘉  宾：全国首个农民工人大代表                  胡小燕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于建嵘

为方便和广大农民工联系，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3月20日通过媒体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及QQ号。然而，电话公布后，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几乎将她的手机打爆，现在，来电全部转入中文秘书台，基本处于关机状态，QQ也无法联系，个人如同突然消失一般。如今，不堪重负的胡小燕间接关闭了外界联系她的渠道，那些准备向胡小燕倾诉的生活苦难，谁来倾听？那些准备向胡小燕申诉的失落权益，谁来维护？

主持人：你好，小燕！现在，网上有许多人质疑你在做秀，更有人抨击你已经变质为你所在公司的商业广告工具。所有现在发生的这一切，恐怕是你当初热情公布手机号码和QQ号时所始料未及的。你当时公布号码的初衷是什么，准备如何回应呢？

胡小燕：说实在的，我当初公布手机号码和QQ号时，没想太多，就是想利用业余给自己多“充电”，尽可能地了解他们，将来能更好地为他们说话。现在，我利用休息时间与农民工朋友聊天，已经在个别地方叫人帮我了解了一些农民工的情况，他们收集整理后再给我。嘴巴长在别人的肩膀上，别人爱怎么说我也没有办法。现在，我不管别人怎么讲，自己有多粗多长我心中有数，从没有把自己看得多了不起，我永远是一个平常人，会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身边的事。

另外，对于手机铃声是公司广告的说法，我记得我们公司只要报销话费的人员都是统一的彩铃，而且24小时不能关机，这些规定从前年就实行了。不管大家信不信，我说的话是能对得起自己良心，其它的我不想多说，时间会证明一切。

主持人：公布号码后，在工作和生活方面都给你带来哪些影响？

胡小燕：我的生活被打乱了。外面电话太多，每天还得上班，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回复，再说我手机也接不了电话，工作上别人要反馈问题打电话打不进来，有个别人还认为我故意不接呢，我想打打不出去，就算我不工作，接电话也接不完，毕竟我还得工作生活。后来，我就去办一个服务台接听。而后，信息又多了，有时间我就看看，尽量回复。为不影响工作，我向厂领导反映我电话已不能接打了，然后公司就帮我新买了一个手机和一个号码。我现在和同事联系的都是新的号码，那个公开号已经用不了了。

记得3月23号那天中午，我头很痛，吃了去痛片后，我给我爱人说想休息一会，然后让他叫我，因下午我要上班。他看到手机在充电时不停的响，于是他就去看，他看到信息都在乱骂我，他就非常恼火，然后对我说，以后不要用这个手机了。反正我当时头痛也没有理他，后来好一点了，就跟他说，你不要管我的事情了。我说，人家要骂，就让他骂吧，又没有骂你。他当时也没有吭声，看得出他心里很不舒服。现在，我在充电时，都守在哪里。

主持人：“两会”上你得到了温总理的接见，举世瞩目，以致好多人都认为你的生活较以前会发生显著变化。那么，你现在真实生活况如何？

胡小燕：我现在的生活和当代表之前基本上一样，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我业余的休息时间没有了，被人骂的太厉害了。

下班后，我利用业余时间处理信息和个别邮件。我在QQ留言板已写了我们公司的地址与邮编，如果有会上网的农民工，就可以直接给我留言；那些不会上网的，可以给我写信，然后寄到我公司。我会尽量把工作做好。

最令我伤心的是，骂我的人太多了，不堪入耳，主要原因是我没接电话，没有及时回答他们的问题。如果骂我，我可以接受，那是可能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到位，但骂我的家人，我确实接受不了。可是，现在臭骂声已经涉及到我的家人。唉！今天（4月6日）还有人骂我说你这个臭三八，早点去死吧！骂我都无所谓，但我的家人都那么大年纪了，还要受牵连，我的家人是无辜的呀。每想到这些，我就一个人偷偷地哭，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呀？

我认为他们有什么事，首先应该找当地的工会，因为工会是为农民争取权益的，还有就是找当地的人大，毕竟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大家共同来维护才可以。

主持人：的确很让人很心寒，委屈吗？有没有产生过不想当“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念头？如果让你对家人和广大农民工分别说一句话表达你的心情，你会说些什么？

胡小燕：现在还没有。委屈是肯定有的，我不想多说什么，就让我自己一个人承受吧。

谢谢家人对我工作的支持与理解，希望全家人身体健康。同时，也希望广大农民工兄弟姐妹在利用休息时间多为自己充电，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综合素质，只要我们有技能，有本事，在哪里都可以生存。我们要多为当地建设作点贡献，只有这样，当地政府和老板才能接纳我们。你们心中有很多苦，很想找一个人倾诉，我能理解你们。以后，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多向老代表学习与多与基层多沟通，多聆听他们的心声。

主持人：听了小燕的经历后，你现在如何看待此事？作为一个农民工人大代表，应该通过哪些方式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呢？

于建嵘：我认为胡小燕的出发点是好的，她是真的想帮助农民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她没有考虑到目前全国人大代表非职业化这一基本状况，特别是目前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可以说，任何一个人大代表想靠一个人的力量都不可能解决目前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如果国家有关部门不能提供相关的条件，他们是没有能力（人力、物力和权力）来解决所有的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这是目前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基本现实，不是胡小燕一个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家有关部门要承担起有关责任，社会也要给予人大代表更多的理解。

如果胡想真正做好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可以通过对目前农民工生存状况及农民工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代表农民工利益的议案，并监督有关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忠实地执行国家有关农民工的法律和法规，而不要把自己陷入具体的个案之中，千万不要去追求所谓的媒体效应和明星效应。

主持人：那么，胡小燕现在该如何面对“尴尬”？除了胡小燕，农民工还能给谁打电话？

于建嵘：我认为，胡小燕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可以向社会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处境，要实实在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去维护自己及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做些自己能做的事，尽力就行。社会上特别是网络世界要给胡小燕以理解与支持，那些谩骂她的人是很不理性的，其卑劣行为应当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

其他任何一个人大代表和政府各级官员都有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责任。不要认为只有农民工代表才要保障农民权益。各级政府的劳动部门更应承担起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责任，让农民工的权益尽量不受到侵犯。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律界人士也要有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动，要让农民工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得到维护。

此外，还需要有更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布自己的联系方式，敞开民意反映渠道，而不是让胡小燕一个人承担压力。同时，要拓宽和增加民众表达意见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各行政部门要主动与民众沟通，让民众参与决策和监督，使民意随时随地得到尊重和表达。这些渠道，都要通过可操作性的制度来保证，要公布于众，要让民众知道，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找谁解决。

当然，仅仅靠行政部门和法律界人士的自觉行动并不能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的维护，最终还是要通过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完善立法，使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做到有法可依。

主持人：毋庸置疑，胡小燕公布号码的初衷是好的，但面对惊人的“民意流量”，纵然她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那么，胡小燕的“尴尬”反映的“痼疾”是什么？如何剔除？

于建嵘：归根结底，胡小燕的“尴尬”曝光的是，农民工维权管道的不通畅，农民工维权代价的高昂，以及政府部门的职能缺位。

目前有些媒体宣传的所谓那个派别产生的人大代表就要为那个社会群体说话的观点是错误的。要特别提出的是，从农民工产生的人大代表，并不仅仅代表农民工的利益，他们是人民的代表，要对全国人民负责任。另外，其他派别产生的人大代表也要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职责。

中国目前有2.3亿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仅有三个，从人数上来讲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并不是只有从农民工产生的代表才能代表农民工，应有更多的代表能站在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立场上来为农民工说话做事。全国人大代表要从国家的大政方针上特别是立法上保障农民工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个案方面的。

要让农民工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自己有能力保护自己，各级工会组织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就要让农民工建立自己的组织。

另外，不仅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是个问题，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保障也是一个大问题，同样需要有法律的保障，比如子女就学、养老医疗、夫妻分居、这些需要全社会的关注，能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的社会能不能成为一个分配合理的社会，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政府机关、行政部门、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合作。

主持人：如今，“农民工救主”绝非胡小燕所能承受之重，因此真正让人失望的倒不是胡小燕的“言而无信”，而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农民工的维权渠道依然需要仰仗“同类中的明星”来代表。现有法律规定对于人大代表的履职保障，主要是偏重于集体履职，对于人大代表以个体的方式履职，着墨甚少，这种民主政治细节的缺漏，当尽快填补。概而言之，胡小燕的“尴尬”亟需机制解困，靠她一个人战斗是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