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稚田简介
李稚田，实名李志田，教授、博士导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文艺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1946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曾就读于北京东观音寺小学、北京市第二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多年担任小学、中学教师，获模范教师称号。197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民间文学研究生。198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从事民间文学教学与科研工作。90年代初调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现为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传媒系)任教，从事影视语言学、影视叙事学、影视制片管理、影视产业与市场等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并进行影视与文化产业策划、创作。有多部电视政论片、专题片及电视剧作品，多次作为主创人员参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有教学成果奖、科研奖、优秀教材奖等多项奖励。
在工作中，大力提倡开展中国化的影视基础理论研究，主张影视创作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走好市场化道路，并身体力行开展中国化的文化市场研究，提出要建立MCA、DCA(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管理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的思想。认为传统文化既要抢救与保护，更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相结合。在校内，结合教学多方设法提高学生动手、动脑能力，使他们在知识积累、实践能力、思想创意三个方面全面发展，成为符合实践需要的人才。 兼任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委员会影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影视专业委员会主任。
一、电影电视语言及叙事研究专著：《影视语言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32万字。《第三类时空——电影艺术鉴赏》，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10万字。《第三类接触——电视艺术鉴赏》，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10万字。《中国电影叙事学》(写作中)《电影语言手册》(写作中)
二、电影电视制片管理与产业研究专著：《电影电视制片管理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40万字。
三、民间文化研究专著：《古典小说与民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开篇锣鼓——李志田民间文化论著集》，时事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35万字。
四、影视创作 2003年与辽宁省铁岭市市委宣传部、铁岭电视台联合摄制三集电视政论专题片《在收获的田野上——铁岭市建设精神文明纪实》任策划、撰稿，铁岭市电视台播出 。北京电视台海外中心专题片《水美北京》撰稿，北京电视台11月28日播出。 中央文明办、中央电视台合拍《伟大的创造•面向小康再筑辉煌(总结篇)》策划、撰稿。2003年12月5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晚黄金时段播出。海南电视台、北京万方影视文化公司联合摄制20集电视剧《七年之痒》(文学统筹,与研究生吕露、孟乐、曲丽、于新玲联合编剧)，后期制作中。带领本科生01级全体同学(文学统筹、甄雯原创、甄雯、郑爽、姚思江执笔)创作20集电视青春偶像剧《黑白岁月》(暂名)，撰写中。中央电视台《幸运52》栏目策划组成员。
坐在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与艺术传媒学院的办公室里，李稚田带着惯有的谦和微笑。青年时的求索，步入中年后事业的辉煌和社会对人生更深的思考，全都沉淀在他平实的叙述之中，除却拿自己开玩笑时不时流露出来的一丝慧黠与幽默外，不带一丝张扬的色彩。
造就一篇好的研究成果，绝不仅仅是漂亮的文字，缜密的逻辑和丰厚的论证，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当这种境界、情怀和智慧面对社会发展进程的问题单子时，一篇好的研究成果也就应运而生了。
访谈结束，他一再叮嘱，“谢绝一切高级形容词”，“只要自己走过的道路和摸索能给别人的思考带来一点火花，那我就很满足了”。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一位学者的学养，离不开他的人生体悟；一位学者的影响力，同样离不开他人格魅力的感召。“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大师传承给后人的，除却学理上的思考外，更重要的就是这种胸怀、气度。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沦为时间的易碎品。而“胸怀”的力量却穿透时空，平和久远。低调的李稚田未必愿意我们把他与“大师”样的字眼联在一起，我们也不必勉强，但是他宽阔的胸怀，历经岁月洗练的澄明，或许对我们不无启迪。
记者：人的一生有起也有落，有鲜花也有荆棘，您的人生旅途是否也有过曲折，能否谈一谈？
李稚田：78年恢复高考以后，因为当时我代了两个高三班，我教两个班的语文和两个班的历史、地理，后来同学都参加考试报名了，我想他们都去报考大学，说句实话，那时我就很想圆了大学梦。我说我这一生肯定要上大学。后来我到教育局去问我能不能考大学，教育局的人说我可以考，本来预定我到北京市参加高考阅卷的。因为你参加考试，就不能阅卷了。所以我就跟我的学生一块进考场，我那班当时有30个学生，有十多个都考走了，没有我的什么事，我名落孙山了。当时我从考场出来的时候感觉自己考得还不错的，自我感觉很好。但没考上，这就是我最大的挫折，是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记者：过去的丰富的经历，尤其是遇到的这些挫折，是否也曾给您带来一些体会和感悟呢？
李稚田：我从小就喜欢一个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而且后来查到这句话的出处来自《淮南子 人间训》：“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日，其马将胡骏而归。人皆贺之。——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这故事说明祸福是辩证的道理。还有《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我觉得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中非常精彩的一个亮点，而且非常合乎辩证法，因为后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时候也谈到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人生不外乎就是祸福交替，福祸交替。你有顺利的时候，你有困难的时候，那么顺利的时候，也许你顺利了可能你生活中某些元素导致将来某种危险或某种挫折，那么你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当然有的人可能被困难挫折打倒，当然有的人在挫折困难面前总结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大的挫折，他们怎么去面对挫折，怎么去学习，很快能战胜挫折，迎来光明的一天，这两者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从中悟出对我们人生有用的哲理！
记者：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着经历的烙印，您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多年担任小学、中学教师的岁月，您是怎么走过来的？
李稚田：我高中毕业，那时只有教小学的水平，我工作很努力，领导觉得我还不错，就让我教初中了，可能是领导觉得我的水平能适宜教吧！说你行你就行呗！后来我们的初中又发展成为建设高中，所以我就跟上来了，于是就代高中的课了，这对我的学习是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您后来为什么会选择报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听说您没上过大学，直接考上研究生的，这里的来龙去脉您能谈谈吗？
李稚田：我之所以报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是因为李修生老师的鼓励。78年没考上大学，79年李修生老师鼓励我考研究生，我当时也是有顾虑的，我大学都没上，我怎么能考上研究生呢，李老师说试试吧。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复习，就参加考试 了，后来考上了。我很是欣慰啊！
考上的时候，当时研究生招生的主管部门进行一次档案调查，发现我没有上过大学，考的还这么好，就感觉有点奇怪了，带着疑虑又往上查，这一查结果让我心理得到了安慰！我78年高考考了384分，我不知道北京排第几名，但我知道在北京郊区是排第一名，那时是百分制，四门课满分是400分嘛，其中数学考了100分，史地政治基本是满分了，总共减去了16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县的教育局一看到我考了这么高的分，不让我走，就把我的档案给抽掉了。所以我现在想，78年如果考上大学了，因为那时我属于大龄了，已经很大了，考上大学了，我上大学带工资，那时候是哪里来哪里去的，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不知道能不能考上研究生，那时竞争是很激烈的。所以我说因为有78年没考上大学，我才有79年的我考上研究生。78年考上大学是个福，但后来怎么样，不好说，历史从来不能预测，肯定和我今天不一样的！
思想漂泊 信念执著
听李稚田的课是一种思想的漫游历程。从孔子的儒家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学、施拉姆的模式、李普曼的“探照灯”理论到佛家的因明论，三尺讲台成为他纵横捭阖的场所，一次课下来，学生跟随他在思想的丛林中跋涉，经常是意犹未尽。在知识分子历经磨难的上个世纪，学者陈寅恪以他所承受的巨大身心苦痛为代价，恪守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条，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坐标。在这一点上，同样具有很强的知识分子认同感的李稚田也深受影响。
记者：在校内，结合教学多方设法提高学生动手，动脑能力，使他们在知识积累，实践能力，思想创意三个方面全面发展，成为符合实践需要的人才。这可能也是您的课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您觉得要讲好一门课需要做到些什么？
李稚田：从自己来说，应该努力，但还应该有个客观标准。从同学角度来说，你们的要求，要让你们感觉到这门课讲完后，对你们非常有用，理论知识体系性很强，但又很实用，你们能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上好课的一个必要条件。说白了，我们就是为学生提供服务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学生在校期间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掌握尽可能多的技能。当老师，上好一门课，是在为同学服务。
上课也是一个传播过程，把我的东西传给你们，但是那个传播肯定不能是我在那唱独角戏，不看听众，不看对象。那不是好的学风，当老师应该有个好学风，好学风一定看到学生们的需求，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抱着旧教材在那照本宣科，我不太适宜那种方式，当然并不排除有些课程就得这么教。我所传授的基本原理可能分布在你们过去读过的各种著作当中，我现在授课的一个特点就是综合，因为写作是各种能力的综合，所以这门课是一门综合课，把你们过去学过的知识千方百计的调动起来，至少现在调动你们学过的写作课、政治经济、哲学、逻辑学等知识。要想把写作课学好，必须迅速的占有材料，对这些材料作判断，判断以后，这些材料我怎么摆次序。传播学中对所占有的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容知识；一种是程序知识；写作课是一个锤炼人的程序知识过程，过去教学中很缺乏这东西，今天我给你们讲这些东西，可能开始你们觉得很怪，咱们老师讲的怎么不是书上已有的，该背的，该记的，书上有的可以到书上去查嘛！我没必要去重复，现在我着重讲程序知识，针对课程的特点来设计新的知识体系。
记者：您作为一名老师，您觉得最让您感到快乐的是什么？
李稚田：快乐的是我解决了一个问题，我能回答别人的问题。比如说传播写作里的对新闻评论的写作，我把模式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都迎刃而解了。这是规律啊，当你抓住规律，等于就解决了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最快乐的事。当然也包括帮助你们解决疑难，我也很快乐。当老师嘛，就是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特别是高校的老师总是在科学研究上要不断的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的职责！82年在中文系时我还不怎么清晰这样的理念，但是90年代到了影视专业后，现在我真的是不断的一个问题想办法解决掉，新的问题又来了，再解决，再遇到，循环往复。解决的问题越多，你进步的也越快。你们也要学着不断的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你们会发现自己的不足，你们也应该知道自己的不足，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知识来补充自己，使自己能不断的提高。
记者：您认为具备什么条件的学生才算高质量的好学生呢？
李稚田：我眼中的高质量的学生就是能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解决实际问题，具备这种能力的学生可以称之为高质量的学生，当然这种实际问题有种种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越多，应该说能力就越强，适应社会的能力就越强。你们必须明白一点，是你们学着适应社会，而不是社会适应你们，这种适应能力你们必须具备！
记者：您从民俗学领域转入影视领域，您又一次做出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抉择，促使您这次转型的动因是什么？
李稚田：我转型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我由82年搞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一下跳到最现代的影视研究，这也是很大的转折。所以当时我很茫然，我不知道我在影视领域能做什么。
记者：您都遇到了什么困难，您是怎么克服的呢？
李稚田：任何经历，不管当时曾经带来怎样的不愉快，过后都是一笔宝贵财富。我进入影视领域真的是不知所措，困难是有的，这也许就是当时最大的困难了。困难再大也不能成为阻止我前进的理由。后来就选择了电影叙事和电影产业市场的研究，叙事研究是当时我转过来以后没有人研究这领域，比较难，我觉得难事总得有人去做吧，我就闯一次吧！我坚信难事开始看得很困难，但是总有解决的办法，就看自己能不能找到那方法了，我试着去摸索。后来在我自己的影视创作实践中，我就发现产业问题很重要，我就从最底层干起，我到摄制组帮助剧组成员扛摄像机，拿工具等等，这时我过着“衣衫褴褛”的生活，这时候应该是属于低谷时期，可是回过头来想想，我82年搞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很多东西对我今天的研究是非常有用的。
我当时也很郁闷，但我没发牢骚，我就是想办法去解决现实的问题。发牢骚、抱怨，没有任何作用，相反还浪费时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人不要发牢骚，发牢骚的人可能只看大到事情的阴暗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光明的一面。只有真正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后，你对社会就不会充满了牢骚。你会知道，最重要的不是发牢骚，牢骚谁都会发，而重要的是埋头去做，只有做了才能够一点一滴地改变现实，才能实现理想。实际的人讲过程，是有目标的过程。脱离实际的人容易只讲目标，忽略过程。行动比发牢骚更有意义，行动者是伟大的。作为一个行动者，达到目标的过程是艰辛的，但是，他在用他稳定的脚步在身后留下一个个坚实的足迹。只要你去努力，脚踏实地的扎扎实实的去做好你应该做的工作，事情会越来越好的！但是你也应该看到它的另一面，因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嘛！
记者：现在您的人生角色是双重的，不光是新闻工作者，而且还是教育工作者，培养未来的记者。许多人说现在的新闻教育水平不高，您对此怎么看？
李稚田：教育水平高还是低，要看在哪一个评价体系中来认识。如果单纯以学校教育体系来评价，那么现在的新闻教育水平不能算低，至少教材是完整的，设备是先进的，史、论、业务也有一套比较系统的课程体系，各高校的新闻传播业也有了一批经过专业训练而且学历、学位不低的教师。但是放在实际应用体系中来审视我们的新闻教育，那么实事求是地说，水平还不能算高。
新闻教育也要有明确的定位和培养目标：我们是把学生培养成第一线的合格的新闻工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不同的目标有不同的培养方式，也有不同的培养质量判别标准，而现在实际上培养目标不是太明确，比如过去说本科生是新闻实际工作者的后备队，研究生主要是研究理论问题，但现在研究生进入了“批量生产”的阶段，他们培养目标究竟是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实际上是不怎么明白的，因为这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问题，还来不及搞得很明白。不明白，就很难有针对性地提高教育水平。另外，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革命性变化，新闻实践这些年也有了根本性发展，但我们课堂上讲的某些理论、理念和技能、方法却跟不上实践的发展。以新闻业务教学为例，现在采、写、编、评教学都缺少有效的操作性练习，学生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分析、判断能力与社会对新闻工作者的期望或要求之间还有相当的差距，也确有脱离实际问题存在。从科研来看，不少学生也由于缺乏对新闻传播实际和社会实际的深入了解，论文的选题不少是从概念出发，而缺乏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即使是基础理论课题，也由于对实际了解的不足而显得观念空泛，观点缺乏新意，说到底就是理论没有突破！
记者：您理想中的新闻教育应该是什么模式？
李稚田：理想的新闻教育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使他们懂得如何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新闻教育说到底应当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教育，而决不仅仅只是一种传播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教育。我们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的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种纯粹的赢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我们主张并强调，新闻应当成为一种有灵有肉的东西，成为有情有感的东西，成为一种有人有物的东西。新闻应当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情去讲述人间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总之，它应当是一种有生气、有灵气的活生生的信息提供这、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而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商品”、“传播中介”、“物化媒体”。
记者：请您谈谈如何根据媒体产业发展需要，培养新型传播人才？
李稚田：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与媒体事业的发展是连动的。建国后的新闻教育主要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目标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宣传人才，产品比较单一，规模也不大，这种状况在新闻改革尤其在媒介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大的变化。第一，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不断扩大，由过去单一的新闻学专业发展到今天本科四个专业（新闻、广电、广告、出版），研究生教育发展为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个发展，应该说与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事业的发展是同步的。第二，新闻人才需求的多样化。过去的新闻教育，主要是培养记者和编辑；现在不但需要记者和编辑，而且需要策划和创意人才、广告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以及技术和业务兼通的复合型人才等。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的多样化为新闻教育提出了更复杂的任务和更新的要求。第三，新闻人才供求关系和分配制度的变化。过去，新闻院系的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新闻单位按照一定的指标接受毕业生，两者之间都没有选择的余地。现在毕业生就业变成了双向选择，毕业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志向选择就业单位，不见得非挑选新闻单位；而新闻单位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挑选毕业生，不见得非挑选新闻专业的毕业生。
但是，从人才教育和培养的角度来说，新闻传播教育界也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迫切的需要。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适应新闻传播人才市场的变化，培养适合媒体需要的高质量人才，这就需要改变一些传统的思路。例如，过去我们新闻教育的宗旨是培养通才，因为新闻记者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社会，一个新闻工作者越是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就越具有应对各种新闻事件的能力。“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方针也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制定的。但是在今天，随着专业报道和深度报道的发展，新闻媒体对专业记者和具有专业背景的新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如政法类记者、财经类记者、科技类记者、文体类记者等等。我认为，“宽口径、厚基础”仍然应该作为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但在这个前提下，应该采取措施加大专业人才培养的力度，加大课程改革的力度，加大选修课比例以提高学生把自己设计为不同类型专业记者的积极性、继续发展双学位教育等等。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抛开学术上的深沉关怀和犀利锋芒，生活中的李稚田则拒绝太多的沉重，崇尚一种轻松自然的生活方式。“人，重要的是树立理想；比树立理想重要的是执著的信念；比执著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做一名不愧于时代的传媒人，是我一生的追求！”他的话语久久萦绕脑际。
记者：在您眼里，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才能算是优秀的呢？
李稚田：在我看来，就社会人文学科研究者来说，他们的学术荣誉就在于深刻地描述和解读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只有具备这种现实关怀和深刻认识，研究者学的学术成果才能够说有效的融进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潮流当中去。远离社会中心性需求的边缘性课题，不管理论建构有多么完美，论证有多么缜密，引证的材料有多么丰富，都很难称得上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术成果，永远是跟时代发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的。衡量一名学者的学术素养。就要看他能不能很好的甄别和把握在他所处的历史时点上，在各种内外部环境中，本领域的当下瓶颈之所在，并且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这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术成果的基本内涵和目标所在。
记者：能不能对您自己过去这么多年的研究成果略评价？
李稚田：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因为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是不是优秀，不是由自己说了算的。即使是外界的评价，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才是最为客观的。对于我的研究，我是用全部的情感和精力包括生命来做的。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观点，一个在生活面前不动情感，写文章不倾注自己心血的人，只能成为文字匠，而不能成为一个有思想，有自觉地追求的人。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在文章里尽可能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如果别人已经把真理表述的很透彻了，就不必再去重复别人的话。我要说的话应该是有自己的思考，有它的独立价值的。当然我没有做到每一篇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尽可能去做，决不会人云亦云，毫无选择的跟风。我觉得我的每一篇东西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东西的，这是我对自己满意的地方。
不满意的是，时代发展不断就有在传媒领域为我们提出新的命题，作为一名研究者，面对现实的巨大渴求，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虽然焦灼感和责任感不停的督促我去做更多一点的东西，但到底无法超越上天给予我们的那一点可怜的“生命预算结束”。
记者：还有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地方？
李稚田：最大的遗憾还是刚才所说的，上天给予我们的“生命预算结束”-——时间上的，精力上的，机会选择上的。如果能够重新来过，或许我会选择一种不同的治学道路。我觉得真正大智慧是在一种沉静寂寞的环境中产生的，在层面的生活中难以产生深刻的思考。我现在做的研究，有一些是学术性的，而有一些只是操作层面的研究，繁忙的现实工作缺少系统性梳理的时间。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巨变的大时代，我们很难选择置身事外，“躲进小楼成一统”，去皓首穷经。我尊重别人的学术路径的选择，在我自己来说，更信奉一种“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现实的推动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吧？个人的学识生涯难免有所牺牲了。这也可以说是我的遗憾之所在吧。
记者：您是1946年出生的，明年就满60岁了，在传统意义上说，您已经步入了老年，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认为60岁才是中年，您怎么看待您现在所处的年龄？
李稚田：我是1946年9月出生的，明年就60岁了。怎么说呢？从身体上讲，我确实感觉到自己在漫漫的变老。但是，在精神上我坚信“多思善思能延长生命”。所以，我经常看书，做学问，这也是在延长我的心理寿命，人，要是思想老了，就真正算老了。有的人才三四十岁，就已经老气横秋了。但是，在我看来，我现在的思想依然非常活跃，和我1979年刚进师大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
记者：您60岁了，手上的事那么多，要当老师，又要做学问，还有许多社会兼职，您累吗？是什么让您坚持至今？
李稚田：从1982年至今，我在这里工作了23年了，我对它的情感就像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希望她被别人赞美，被人肯定。文革中，我被耽误了，我真正的成就，真正的骄傲都在这里，这是一种缘分。所以我再累，只要看到师大影视与艺术传媒学院不断进步，师大影视与艺术传媒学院的师生在不断的进步，我都是很欣慰的。人，重要的是树立理想；比树立理想重要的是执著的信念；比执著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做一名不愧于时代的传媒人，是我一生的追求！
记者：对于年轻一代即将走向传媒和已经在传媒工作的人，您有什么建议？
李稚田：我认为，年轻的记者成才的先决条件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人是第一位的，成才是第二位的。如果连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成才！即使成了“才”，也是“歪才”。我碰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物，有些人的确是“才华横溢”，可惜最终未能成才，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做人的问题上没有过关。
年轻的记者在做人的问题上，必须把握住几条原则：一是要有坚定的信仰，不能像空中柳絮，随风飘荡；二是要有执著的人生追求，要给自己立下一个终生的目标，脚踏实地，为之拼搏；三是要有坚强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要严格要求自己；四是要有高尚的人格、高尚的人品、高尚的情操，对党的新闻事业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人民群众要有深厚和真挚的感情。有了这样一种人生境界，成才就有了思想基础。
“成才”的第二个条件是不能急功近利。年轻记者不要急于成名成家应该扎扎实实得打好自己的根基。凡是急于成才的人，结果往往是成不了才。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讲“自我设计”。如果有正确的人生观，确立了恰当的奋斗目标，一步步地、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是专为出人头地而“自我设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结果反而会害了自己。一个人究竟做出了多大贡献，价值几何，要由群众来评判。名记者要社会承认、群众承认才行，自封是不算数的。
“成才”的第三个条件是经得起挫折。天总有刮风下雨的时候，没有谁在一生中总是一帆风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年轻一代也许会好一点，但也决不会是天天都走平坦的康庄大道。在顺境中能够前进，在逆境中也要打起精神，继续前进。从绝望当中看到希望的人才是真正有希望的人。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要想成才，非经受这方面的锤炼不可。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究其一生，都在奋斗与追求。苦与乐、喜与悲，尽在克服困难的艰苦奋斗过程中，年轻记者要有这种勇气和胸怀。
我最后再强调一下，记者一定要懂得什么是责任，怎样为履行这个责任来要求自己，充实和改造自己。有了责任也就有了做一个社会人的前提。新闻业是造就一个社会人的理想的平台。记者是社会各界的纽带，就他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之广泛来说，他仅次于政治家，他的一举一动都连着整个社会，一稿发表，读者上亿。记者工作的时候始终是站在社会的制高点，从政治、政策、全局和社会规律的高度出发向大众提供信息。同时，他还负有开启思想、引导舆论的责任。这既是一种使命感，也是一种政治觉悟，也是一种职业道德。记者是以天下为己任，他看到每一个可以为之出力贡献的地方都想一试身手。社会的进步就是他们的惟一的心愿。新闻是人生最好的一块平台。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在新闻领域中这三点都可以做到。一个青年人无论学什么专业，无论他将来终生干什么，如果有条件，毕业后最好先当几年记者。不为立业，而为成人。
记者：谢谢您拨冗接受我的采访，这对我的学业提升和人生境界大有裨益！
李朝民 2005年5月采访于北京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