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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县城
慈利县副县长邢川说,湖南毗邻广东,是农民工输出大省,仅慈利县每年就约有10万农民工南下广东。多年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攒下了一些钱。
老一辈的外出打工者们会用在城市里面挣来的钱回农村盖房,村里的平房渐渐换成贴了白瓷砖的楼房。陈金英的丈夫在广东打工几年,在1996年,在村里盖了自己的两层小楼。陈金英记得,夫妇俩拿出了积攒的3万元钱,再向亲戚借了两万元。为了还债,农闲的时候陈金英便来到县城,在火车站旁擦皮鞋。但年轻一代却不愿再走父辈的老路,更倾向于进城。陈金英的女儿就说:“我死也要死在城里,不再回农村。”
因此,县城买房的打工者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这一代的年轻人几乎没有种过田,他们大多读完初、高中,便汇入南下打工大潮之中,在城市里谋生。他们不会种田,更不愿种田。
但在大城市里,凭靠劳动力所换取的微薄收入,并不能让他们真正融入那里。为了多挣钱,向春和丈夫每天都要在流水线上工作11个小时,即使这样,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是不到4000元。“在深圳,就算不吃不喝打一辈子的工,我们也买不起我们现在县城里这样的房子。”向春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现状。所以他们选择了在房价相对低廉、生活也不陌生的家乡县城买房。他们愿意趁着年轻,在大城市里挣点钱,积累点资本,然后回到家乡的县城,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做点小生意,过踏实安稳的日子。“相比起回到农村老家,或者是在大城市没有房子的生活,县城都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至少这里有个安稳放心的住处安顿家里人。”向春抱着儿子,很满足地笑着对记者说。
另一个促使打工者回到县城扎根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土地和亲情的依赖。大部分农民都有一种离土不离乡的故乡情结。向春没想过在更大一点的市区安家:“在县城买房子,不太贵,离老家近,熟人多办事方便。”母亲陈金英对家乡的土地也是念念不忘,“我老了,还要时常回去住一阵子,搬得太远了不行,什么人都不认识,不习惯。”尽管将家搬到了县城,当地农民与乡村的关系也并没有脱离,他们与农村的亲属依然保持着密切往来,农忙的时候甚至回去帮忙干活。
向春夫妻决定在县城买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县城房价的节节上涨。“与其从现在起把钱存进银行,还不如买这里的房子。”
从2005年起,向春就有了回县城买房的打算,那时,城中心的楼盘不过每平方米1000元。但这个价格让她觉得有点太高了,同样的价格足够在农村修一栋气派的楼房,“那时总觉得房价贵,手头的钱也不够,想等便宜点再买。”
然而两年过去了,面对一路飞涨的楼市,和大多数持币待购的买房人一样,向春发现自己的判断失误了。如今县城中心的房子刚开盘,她就痛下决心,买了一套3室的房子,这不仅花光了他们夫妻俩多年来的积蓄,还让他们背上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银行贷款。令他们略感欣慰的是,县城的房价还在上涨,他们所买的房子依旧在不断升值。
涌向县城的迁移潮中另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是乡镇干部和农村教师。他们从农村走出,求学几年,选择了回乡镇就业,却并没有选择回到乡镇安居。
这些乡镇教师和公务员每月都有近1500元的稳定收入,乡镇的生活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将来的事业发展、子女的教育以及医疗、交通等问题。显然,县城显然更符合发展理想,也更适应他们的消费能力。尽管工作地不在县城,很多人还是会倾其所有在县城内购房。
在距县城十几公里远的一所农村中学里,有二十几个农村教师都在县城里买了房。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平时住学校宿舍,周末回城里的家。一位男老师无奈地对记者笑道:“我和我媳妇在城里买了个‘卫生间’,每个周末就过去打扫一下卫生,睡一晚上,再用一下城里的卫生间来洗个澡。”
县城房价上涨的蔓延之势
慈利属于张家界市管辖。与县城的房产发展速度相比,张家界市的房价则显得平稳得多。据张家界市房地产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四年前,该市的房价每平米就已近2000元,但到现在每平米也不到3000元,涨幅只有县城一半。张家界一建筑商吴远征认为,现在是农村里面的人往县城走,县城里面的人往市里走,市里的人往省城走。但县城人并没有农村人的自由度,他们受工作、家庭的牵制太多。所以这种人口的迁移并没有像农村人口流动那么惹人注目,市里的房地产业也因此不及县城发展迅速。
记者从中部往西部走,沿途调查中发现,县城房价上涨的趋势正在向中西部蔓延。而购房者也多数为涌入县城的农村人。
紧邻慈利的石门县,其县城发展速度更甚于慈利。据石门县劳动就业管理处一工作人员介绍,到2004年,城内人口就已达到10万,全县18万人的外出打工队伍,每年有相当部分资金会转移到家乡。县城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已达每平方米2200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近千元。城内居民住宅整齐林立,临街商铺门庭若市。在当地农村娶媳妇嫁女儿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订婚的首要条件就是看有没有房子。如果在县城有房子,人长得丑点都没关系,没房子的话事情就说不成。在县城买房,成为该县众多农村青年的奋斗目标。
记者一路向西。
甘肃省,甘谷县城。
在这个西部小城,因为房贷政策的滞后,当地农民并不能按揭购房,这就意味着在拿到新房钥匙的同时,他们必须一次缴清购房的全部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很多农村人口往县城迁移的脚步。但尽管如此,甘谷的房价还是一路飙升至每平米2000元。很多人东凑西借,都想挤进城内。
地产开发大潮兴起,县城内第一、二毛纺织厂,甚至县委、政府的原办公地都变成了商品房住宅区。周边乡镇的公务员、教师、进城打工挣了钱的农民纷纷成为新建商品房的主人。
在这些涌进城的人流中,金山乡的农民是一个有名的群体。
金山乡距甘谷县城数十公里。和西北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人多地少,十年九旱,难以靠天为生的农民逐渐脱离土地另谋出路。当地人选择的是建筑业。金山乡的建筑企业多得让人惊讶,该乡登记注册的建筑企业82家,有7家企业资产过千万。金山乡实力较强的移家湾村,仅一村就有8个施工队,吸收3000名村民就业。经济实力渐强的建筑工头,成为迁往县城的第一批人,随后是跟着他们打工挣钱的村民。短短几年,原本有4万多人的金山乡,人口数量锐减到3万。上万人离开家乡,举家搬迁至县城。
与这一图景相对应的是,在甘谷县城最宽阔的康庄大道边,有一片区域聚集了100多户金山乡进城农民,被人们称为“金山村”。当地人都知道:甘谷有个“金山乡”,县城有个“金山村”。
随后,更多有条件的乡镇人口,开始纷纷像金山村的农民一样涌入县城,甘谷县城的边界在逐渐往四周扩大。
县城里76岁的祖林生老人回忆:从他记事起,县城就有东西南北四道城门,县城四周是黄土垒成的城墙。2002年,县城遗留的最后一道北城门被拆除,旧城门处的十字路口发展成为县城的商贸集散中心。如今有关老城的记忆只剩一小段城墙,孤独地矗立在城中。而甘谷县城的大道仍在不断往东西两方延伸,道路延伸之处,依然是不断拔地而起的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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